中国一般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传导机制研究

通过建立货币供给量、一般物价、房价、股价、商品期货价格、GDP、汇率等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了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物价、房价、股价等变量之间出现显著的协整关系;物价对资产价格冲击的反应较小,表明财富效应对中国居民的影响有限;物价对于不同资产价格冲击的反应不同,对房价冲击有负向反应,对股票价格冲击有正向反应;长期来看,物价上涨主要受货币政策影响,短期内,资产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物价的变动;资产价格的变动主要受自身市场冲击的影响。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基于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分析

借鉴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基于金融危机期间的月度数据建立VAR模型,本文考察了我国以股票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汇率①和信贷量对股价波动都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前者不太稳定也较为短暂,而后者相对稳定且更为持久;同业拆借利率对股价波动具有短暂的负向反应.进一步分析认为,我国信贷扩张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正当时,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汇改的幅度和进度提高了资本市场开放度.     

我国银行利率与股价联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方法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法,选取了2007年至2011年间银行一年期存利率,对同期的上证综合指数、上证AB股指数、深证综合指数、深证AB股指数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银行利率与股价的联动关系是存在的,总体而言,银行利率与股价存在明显的负相关,且存款利率对股价的影响大于股价对存款利率的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关注金融稳定吗?——纳入FSCI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实证检验

以利率、汇率、房价、股价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基础指标,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算法构建我国的FSCI指数,将其作为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纳入一个前瞻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是相互影响的;在短期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并不一致,但在长期二者具有一致性;我国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关注了短期金融稳定,对于长期金融稳定关注不够.     

关于股票价格、利率和股票红利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中股价、红利及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三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协整关系,利率对股价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股利与股价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     

货币政策冲击影响利率的国际差异分析

分析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菲律宾和南非10个国家国内货币政策冲击和外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本国利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本国利率的影响,一些国家是先正后负,而有的是先负后正,有的则是一直都是正向或者负向的影响;3个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冲击对7个发展中国家利率的影响,也与本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类似,不能找到10个国家共有的特性。     

我国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论文通过研究利率与投资、消费、股价和汇率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近20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多条渠道均不畅通,直接影响了利率政策有效性.     

货币政策变量与股票价格的动态关联性研究

本文利用1998年1月到2007年2月的月度数据,在理论分析货币政策变量与股票价格关系的基础上,通过HP滤波、Granger因果检验,预测方差分解以及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M1、M2、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变量与股价之间存在不完全双向因果关系;股票市场传导渠道存在,但传导效率不高;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变量的反馈作用强于正向传导作用;应把股价作为货币政策参考指标进行监测和调控.     

利率市场化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研究

参照Ｔｓｕｎｇ－ｗｕＨｏ（２００１）假设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是实现居民效用最大化,将政府支出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模型的数值波动模拟显示,均衡利率上升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减小产出和通胀面对技术冲击、财政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脉冲响应结果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短期内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政府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挤出效应增强,但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短期内政府支出冲击反而能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长期内对产出的负向影响并没有明显增强。     

产出缺口、外部冲击与货币供给——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充分考察我国CPI的结构基础上,梳理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传导渠道,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VAR模型对影响我国通胀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较弱;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M2增速对国内物价的影响不容忽视且长期显著。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产出缺口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合理增长、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做好应对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的准备。     

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

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实施到最后终结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目前来看,退出前景还不明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分析表明：欧美日量化宽松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短期内会对我国对其跨境收支和进出口产生正向冲击,且对跨境收支变化的解释能力较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会对我国对美日欧的进出口产生负向冲击,对我国对美日欧的跨境收入产生短期的正向冲击,对支出产生负向冲击。对此应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及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     

我国货币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货币需求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至关重要.本文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货币需求与其影响因素的关联程度,建立了我国的长、短期货币需求模型.研究发现:我国长期货币需求与国内生产总值、利率和物价水平存在稳定均衡关系,而短期货币需求变动受自身上一期、本期国内生产总值、本期利率和本期物价变动的影响,且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从强到弱依次为国内生产总值、物价水平和利率,而股票市场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研究

在回顾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协整、格兰杰因果和脉冲反应分析方法,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货币供给量对于总需求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其中物价和投资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且随着时间延续两者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逐渐增大;财政支出受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较小;出口受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最大。由此,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应该增强主动性和前瞻性,并更加重视利率、道义劝告等货币量之外的调控手段。     

基于调控方向差异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

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真实表现为正向或负向货币供给冲击;正向或负向货币供给冲击对我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即存在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我国货币供给冲击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不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我国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主要是与不同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同有关。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5至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财务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利率市场化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不同期限的金融资产均会对财务绩效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且这种不利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强;企业金融化程度通过降低企业财务柔性,抑制财务绩效水平。非金融企业应开展合理金融投资以此提升微观主体经济活力、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企业家信心和失业率——基于脉冲响应分析的实证研究

"新常态"背景下,GDP增速下滑是大概率事件,宏观经济波动将不可避免。梳理中国宏观经济的各种因素与企业家信心、失业率,探讨三者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发现:企业家信心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失业率产生影响;利率波动对企业家信心和失业率的冲击最为显著,而企业家信心和失业率对于房价的冲击最为明显;GDP增速的波动对企业家信心的冲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对于失业率的冲击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新常态"背景下宏观经济波动存在潜在风险。     

国际“操纵Libor事件”对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操纵Libor事件＂原因及其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指出我国Shibor体系建设应完善Shibor现行定价机制;完善央行对Shibor的监督机制;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参与Libor建设。并建议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必须重视利率定价机制问题;必须关注利率形成中的＂系统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强对利率形成机制的监管。     

盈利能力、环境执法与环保法律实施的股价冲击——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出台的事件研究

基于合规成本理论,围绕新《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法”）的出台,采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截面回归实证考察了“史上最严环保法”的股价冲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发现：（1）“新法”颁布和实施均造成了显著的股价冲击;（2）“新法”颁布事件窗口,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加剧了股价冲击,上市公司外部的环境执法力度缓解了股价冲击;（3）“新法”实施事件窗口,盈利能力缓解了股价冲击,环境执法力度与股价冲击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新法”颁布表现出政策冲击效应,而“新法”实施表现出信息发现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决策的过程及影响机制。     

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冲击效应

提取大量宏观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成分,合成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EU)指标,运用TVP-VAR-SV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有反周期性特征,其高不确定性时期主要体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期（1998Q4—1991Q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Q1—2009Q1)以及2015—2016年经济下行（2015Q3—2017Q1)三个时期。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时变冲击效应,且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利率、CPI和GDP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引起利率、CPI和GDP的下降,这与“不确定性是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因素”的观点相一致。     

金融市场结构与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渠道效应分析

以我国金融市场特征为变量,通过衡量利率传导程度以确定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特征,运用三部门DSGE模型,分析成本渠道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表现.尽管我国利率传导程度不高,但是利率冲击对产出和价格的作用是显著的.成本渠道在发展中金融市场和发达金融市场中的表现差异较大,反映出我国金融市场体制不够健全,还存在着一定的市场摩擦,这提高了厂商与银行的交易成本;我国的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这种生产模式提高了企业对融资成本的敏感程度,增加了成本渠道在我国经济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