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制造业企业成长——兼议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红利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但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动态成长的实证研究仍相对匮乏。基于"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视角,探讨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制造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优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成长,并且这一影响会因企业所处的地理区位、生命周期阶段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对处于东部城市群、成熟期阶段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造业企业作用会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主要通过"产业互动关联效应"、"产业多样化集聚效应"和"市场准入提高效应"传导机制来影响制造业企业成长。研究结果为检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微观企业成长之间的"产城融合"关系提供了研究支持,也为地方政府优化城市群空间格局和城市功能分工、促进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决策参考。     

建设关中城市群,推动陕西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国内外经验表明，城市群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模式。陕西关中地区具有建设以西安为中心城市的城市群的优势和现实性，陕西应以关中城市群的建设为突破点，推动全省产业布局调整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研究:以京津唐及美国城市群为例的分析

城市发展为城市群的扩散过程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区域均质经济增长状态;区域成长出经济核;核富集成长为初级城市;初级城市发展为中大城市;大城市间相互影响成长为特大城市;特大城市功能疏散出现逆城市化.六个阶段的发展状态取决于要素聚集扩散的相对变化程度,不同区域的城市由于其依托的资源基础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聚散速度.京津唐与美国城市群的圈层发展方式对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产业集群影响因素分析——以巩义市回郭镇产业集群为例

近年来对产业集群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包括产业集群模式发展、绩效实证、战略、影响因素等。2007年王炳才、田怡谦认为产业集群在成长过程中,决定其成长的内在机制是自身的竞争力,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产业集群竞争力受外围层、嵌入层、网络层和节点层四个层面因素的影响。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运行机制研究

本文在对城市群建设参与者的作用与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动力机制、推进机制与城市群的治理机制.分析认为城市群建设的动力来源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城市群产业集群的发展、创新的推动以及政府的调控行为.推进城市群建设主要集中体现在推进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区域市场以及社会建设的一体化发展.城市群治理要通过重构城市政府与区域地方政府关系,形成治理制度安排,建立协调性、依赖性和互动性的网络型结构.     

浙中城市群区域一体发展的动力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

浙中城市群有其特定的空间现状特征，其规模、出口等方面与全国其他城市群都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发展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在全国的产业链中地位不高。浙中城市群区域一体发展的动力机制，应注重区域交通发展的驱动，产业集聚效应的驱动，政府调控行为的驱动。加快浙中城市群建设的提升路径，城市群管理体制应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城市群内软环境建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并积极引进外资，构筑城市群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以江浙沪两省一市2009~2018年新材料产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DEA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该地区的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GDP总量与增速最快，新材料产业的集中程度较高且生态效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生态效率以南部的苏州和无锡为中心向周围递减；浙江省生态效率缓慢上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上海市则呈现下降趋势。江浙沪区域新材料产业整体呈现向苏南与浙北地区聚集的时空跃迁特征。行政支持、财政支持这两个驱动因素与新材料产业生态效率的灰色关联度呈现下降趋势，其余均呈现上升趋势。政府应结合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发展特点与时空跃迁特征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缩小城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以江浙沪两省一市2009~2018年新材料产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DEA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该地区的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GDP总量与增速最快，新材料产业的集中程度较高且生态效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生态效率以南部的苏州和无锡为中心向周围递减；浙江省生态效率缓慢上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上海市则呈现下降趋势。江浙沪区域新材料产业整体呈现向苏南与浙北地区聚集的时空跃迁特征。行政支持、财政支持这两个驱动因素与新材料产业生态效率的灰色关联度呈现下降趋势，其余均呈现上升趋势。政府应结合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发展特点与时空跃迁特征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缩小城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与实证检验

本文的写作是基于一种认识,即产业集群在成长过程中,决定其成长的内在机制是自身的竞争力。本文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分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对分析结果进行了统计解释。最后对我国开发区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     

中原经济区城市工业聚集经济效应分析

使用CES生产函数对中原经济区城市的工业聚集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城市呈现明显的工业聚集经济效应,工业城市的聚集效应整体较好,综合型城市的h值较为稳定,资源型城市的h值具有先增至顶峰而后衰减趋势,其他城市的聚集效应还有待增强。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

产业集聚是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一种必然现象。本文围绕服务业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主要从劳动生产率视角出发,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具体考察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区位熵、集中系数和服务业占GDP比重衡量的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指标,均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服务业集聚促进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目的/意义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定量影响,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2003—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状况进行描述统计,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存在门槛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时,该影响显著为负,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达到某一门槛值时,该影响转为显著为正,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一步提升,正向影响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多数省份存在的基本现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健发展。     

空间结构转型与广东金融集聚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空间的扩大和资本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出现了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引致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出现了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金融集聚作为产业集聚的一部分,随着实体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发展。对广东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观察发现,金融集聚由于为交易者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本文拟以广东空间转型背景下的金融集聚为研究内容,以珠三角作为基本空间单元,对金融集聚与产业关联展开实证研究,提出广东金融业空间发展的创新思路。     

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集中还是扩散？

本文在区分外资企业生产成本和集聚净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利用Hotelling选址模型和Stackelberg领导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外资企业会在集聚正外部性高于负外部性时选择在集聚中心投资,而在集群达到临界规模后,集聚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时选择在外围地区投资,从而形成范围更广阔的产业聚集区。利用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FDI具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地区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形成跨省区产业集群的趋势增强。因此,各地区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符合本地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外资促进政策。     

安徽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集聚化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为了促进集聚的形成,有必要对影响集聚的因素进行分析。文章对安徽省17个地级市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Eviews6．0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知识密集度、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呈正相关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信息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城市生产函数中引入集聚空间外部性,利用均衡模型推导出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方程,并探讨了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理,认为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呈现倒Ｕ型的阶段性特征。随后基于模型方程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１）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等因素通过影响本省区城乡差距,进一步将作用传递和迭加到相邻省区城乡差距之上;（２）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外部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企业效率

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决定于企业特性,企业的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本文研究外部集聚经济和外资溢出效应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市区销售收入前五十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包括企业人均资产、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性质和产业特定因素之后,企业所属产业在空间上越集中、所在城市人口密度越高以及外资企业产值比重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越高,说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外部经济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的空间迁移行为,因为企业倾向于迁移到外部环境有利的地方。     

资本集聚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研究——基于系统动态GMM估计和门槛回归的经验分析

文章基于改进的C-D生产函数构建动态计量模型,利用中国1992-2011年的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及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了资本集聚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性,并对计量模型进行修正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了门限回归,结果表明:资本集聚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单一门槛值,而且资本集聚水平与交易成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据此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制造业行业资本集聚过度,应该进行资本流向管理及政策引导,让过剩资本流向周边及西部资本相对短缺的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应该创造有利条件,增强资本集聚的动力,充分利用资本集聚的积极效应加快经济增长;同时应该对各种集聚资本的质量加强考核与监管。     

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的动态机理及影响因素

目的/意义 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方法/过程 文章在对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的动态机理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结论 研究表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而原料供给对其作用在弱化,市场需求对其作用在强化,地方政府支持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集聚效应,要进一步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专用原料基地和专业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农产品主产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加强农产品加工业的专项政策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