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业深度变革中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

近年来,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互联网金融大潮以及传统金融业务的缓增长等因素,都从内外两方面迫使着我国传统的商业性金融做出变革,金融市场业务则是应对当下变革的重要推动器。面临国际国内金融深度变革形势,我国商业性金融需要借鉴国际先进同业的经验,紧密依附自身特点,在合法的监管框架之下,有序开展金融市场业务创新,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金融市场产品供给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     

科技银行的“中国模式”——基于科技支行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比较

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本质是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之间的交易,科技金融中介的选择取决于交易费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决定不同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比较优势”,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科技银行模式.科技支行的本质仍然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纵向信用,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则是以民间信用为基础的横向信用,应突破制度约束将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培育为未来的科技银行.     

“三区一群”背景下郑州高新区科技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在河南省“三区一群”背景下,科创型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问题愈发突出,科技金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2018年4月,郑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与中国建设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即将郑州科技银行设立在高新区,这也是高新区在科技金融领域进行探索的标志。文章通过分析郑州高新区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发现存在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未充分发挥效果、科技银行开发科技金融产品种类较少、高新区内科创型企业直接融资金额有限等问题,并从政府、科创型企业、高校及科技银行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达到助力郑州高新区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目的。     

金融改革背景下银证合作探讨

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政策频出,促使银行业转变传统业务模式,进行业务创新。银证合作作为银行发展表外业务的窗口,合作模式创新是业务创新的基础。本文从商业银行角度分析金融市场改革政策的影响,探求银行进行合作模式改革的原因,最后具体就如何进行合作模式创新进行讨论。     

平台经济泛金融化与金融科技监管的研究——基于数据要素的视角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数据既是生产要素、货币化资产,又是信息技术的基础资源。平台紧扣数据这一核心关键要素布局金融业务,从在线支付切入,利用算法优势加强数据规模效应和金融价值挖掘,融合传统金融市场中分散的业务,逐步形成以数据垄断、金融市场关键要素由资本转向数据和平台依赖金融营收为特征的平台泛金融化。本文从创新悖论、系统性风险、新“大而不倒”以及数据与基础设施安全四个角度深入分析了平台泛金融化潜在的风险。平台泛金融化引发的金融科技监管变革也很值得探讨,本文从科技创新与金融监管的辩证关系、反垄断举措、数据确权与隐私保护、科技监管以及金融数据和算法的公众属性五个方面探讨了金融科技监管的重点和痛点,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展望了去中心化数字金融。     

谢平：外汇注资的汇率风险已经对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上海总部主任项俊波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上表示设立中国人民银行海总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决策与操作体系．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水平．将部分操作性业务移至上海．总行侧重于政策决策和制定在政策决策程序和管理方式上有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分工体系．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专业化球平．有利于发挥贴近金融市场一线的优势．提高中央镊行宏观调控．金融服务．特别是金融市场服务的效率：有利于扩大上海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     

科技创新促进甘南州银行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甘南州作为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之一,银行金融机构在充分拓展传统业务的同时,积极吸收和引进最新金融科技创新成果,加快对金融电子产品和业务处理系统的推广和运用,以科技创新促企业发展,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巩固和壮大企业竞争实力,有力地支持了当地金融市场的协调、快速发展. 　　……     

推进浦东新区金融与科创核心功能区融合发展的思考

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的建设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二者的结合点就是科技金融。新形势下浦东新区要建设成金融与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机遇与挑战并存。下阶段的重点工作,一是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二是推进科技银行制度创新,三是支持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四是营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五是以浦东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优化为抓手促进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     

科技引领银行创新

在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加快国际化进程,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致力于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而科技作为银行管理和业务创新的重要支撑,在银行创新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上海金融动态（2011.11）

11．1 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主办、英国毅联汇业集团（ICAP）协办的中国货币市场2011年度电子交易论坛在上海召开，约80家银行间市场本外币会员机构的业务和技术主管出席了此次论坛。论坛以“金融服务与科技创新”为主旨，以传播国际先进技术、提升国内银行技术水平为目标，探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如何有效利用电子交易技术，推动整个金融市场产业链的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对以色列科创模式及中以合作的思考

近几年,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中国迫切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国内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优化,以完成科创全产业链升级。由于中以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存在较强互补性,中以两国在科创领域的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年持续升温。作为全球科创强国,以色列科创产业的优势恰恰对应着中国科创产业的弱势环节,这使得加强与以色列在科创领域的合作、挖掘以色列科创体系中适合我国的策略并加以借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现存文献对以色列科创产业的梳理并不全面,中国相关部门难以做出政策指引。本文阐述"金融支持"和"政策支持"对以色列科创产业的重要贡献,剖析以色列科创产业最新特点,最后,结合上述分析与中以合作现状,为中国借鉴以色列先进经验发展自身科技产业、改善中以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以创新带动传统信贷业务市场拓展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并借鉴国外金融市场发展经验,认为银行传统信贷业务仍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是银行开展其他金融服务的基础和平台,并且结构将适应经济结构变化不断优化.针对近年来银行传统信贷发展面临的资本约束、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等冲击,提出了以创新手段带动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和市场拓展的观点,即以理念创新重新定位传统信贷业务市场,以价格创新应对资本约束和利率市场化,以科技创新优化传统信贷发展模式,以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解决传统信贷难点,以营销创新推动信贷市场拓展,以手段创新加强信贷风险管理.     

以创新带动传统信贷业务市场拓展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并借鉴国外金融市场发展经验，认为银行传统信贷业务仍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是银行开展其他金融服务的基础和平台，并且结构将适应经济结构变化不断优化。针对近年来银行传统信贷发展面临的资本约束、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等冲击，提出了以创新手段带动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和市场拓展的观点，即以理念创新重新定位传统信贷业务市场，以价格创新应对资本约束和利率市场化，以科技创新优化传统信贷发展模式，以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解决传统信贷难点，以营销创新推动信贷市场拓展，以手段创新加强信贷风险管理。     

创新票据业务促进上海自贸区建设

加快上海自贸区票据业务创新发展,有利于支持自贸区企业结算需求的快速增长,促进跨境人民币便捷支付及改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文章在分析当前票据业务发展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从完善票据业务法规制度、加快电子票据业务发展、引导境外人民币参加银行参与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在上海自贸区内先行先试融资性票据业务等方面,就推进票据业务创新发展、服务上海自贸区建设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商业银行金融产品与服务跨市场创新研究

跨市场效应是金融创新的动因,也是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本文从金融创新理论出发,阐述了国内商业银行跨市场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的内涵、特点及其效应,以深圳银行业为例,将金融产品与服务跨市场创新归纳为银行传统业务整合创新、银行传统业务与其他金融业务交叉创新、银行服务与非金融服务业组合创新、深港两地境内外市场联动创新等四个方面.作者还提出加快商业银行产品与服务跨市场创新的策略是:建立跨市场金融创新机制,培养跨市场金融创新人才,防范跨市场金融创新风险,完善跨市场金融创新监管,营造跨市场金融创新环境.     

外资银行的专利权竞争战略引介

利用专利制度,通过专利权来瓜分和占领一国金融市场,是目前外资银行全球竞争的一个利器。国外在中国申请银行业专利的总数在不断增长,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较高,而国内申请专利的热点多为实用新型。国外申请的专利在未来银行技术发展趋势的重点和热点的商业方法专利中占比较高,如电子货币、管理系统以及金融安全技术方面。国外银行商业方法专利的技术重点首先是在银行基础设施方面,其次是在银行业务方面。     

自贸区与票据业务跨市场发展

近年来,我国票据市场规模快速发展,但票据业务仍主要局限于银行业范围内,服务金融做大做强的能力有待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加快票据业务跨市场创新,以助推经济金融发展,成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文章在分析票据业务所具有的信贷、资金这两项重要业务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票据业务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瓶颈,结合自贸区深化改革的契机,提出在自贸区内积极推动票据业务跨市场合作创新的思路和建议。     

Exploring the nexus between financial sector reforms and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banking culture – Evidence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Several financial and banking sector reform programs were institu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underlining purpose of these reforms was largely to improve banking sector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introduce bank privatization mechanism, introduce clearance and settlement systems, infuse competition and to stimulate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1) review the relevant published literature and market survey reports on the financial & banking sector reforms undertaken in Pakistan and elsewhere, 2) analyze how these reform programs develop digital banking culture and increase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country and 3) guide future research by putting forward a research agenda.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suggest a link between the financial and banking sector reforms and the stimulation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banking culture; and the infusion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 Pakistan. We discuss managerial/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limitations and pres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银行危机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当银行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对银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金融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934年白银风潮冲击下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为背景,对比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和天津的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成员相比于非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挤兑危机,且在危机期间放款额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则没有受到大规模挤兑,且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信贷规模。本文认为是由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津沪两地银行同业公会的不同表现。具体机制为:其一,政府干预推动了银行业信息公开,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和挤兑;其二,政府干预下银行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财政义务。     

银行危机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当银行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对银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金融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934年白银风潮冲击下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为背景,对比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和天津的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成员相比于非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挤兑危机,且在危机期间放款额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则没有受到大规模挤兑,且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信贷规模。本文认为是由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津沪两地银行同业公会的不同表现。具体机制为:其一,政府干预推动了银行业信息公开,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和挤兑;其二,政府干预下银行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财政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