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离职行为对企业组织绩效的影响

员工离职行为影响企业组织绩效,对企业管理有影响。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离职行为对企业组织绩效有负面影响;有正面影响,未达成一致。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员工离职行为对企业组织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的回归方法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离职行为对企业组织绩效的影响呈负显著影响。其中,在员工离职行为对企业组织绩效影响中,国有企业和企业生命周期起负向显著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员工离职行为对企业组织绩效影响的理论机制,对促进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家创业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省级工业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创业是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创业、创新活动的市场化效果出发,着重考察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层面下企业家创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差异。基于2006-2013年省级工业企业的动态面板数据反应模型的结果发现,企业家创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滞后期的企业家创业的正向影响和企业创新累积效应均很显著;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家创业对以新产品表示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偏低;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企业间产品创新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彼此间存在强大的创新溢出效应,而我国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我国企业间普遍存在盯住外资企业的行为可能是导致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彼此间的创新溢出效应较低的主要原因。     

企业过度投资新视角:风险偏好与政治治理

以2007年～2012年沪深交易所4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家风险偏好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公司政治治理对过度投资和企业家风险偏好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意愿越强,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高;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相比没有政治治理的公司,具有政治治理的公司会削弱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表明,党组织(党委书记)参与公司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民营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海外经历的调节效应分析

选取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从结构型和资源型两个维度度量企业社会资本,并从企业家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支出三个维度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结构型社会资本会激发企业家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资源型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轻企业家更重视员工培训责任;中部地区、受教育程度高和中年企业家更关注污染治理责任;东中部地区和中老年企业家更关注捐赠责任;海外工作经历在资源型社会资本和污染治理之间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企业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可以强化巡视监督对其参与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以2016—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表明：被巡视企业在巡视组进驻后的精准扶贫参与倾向性、投入慷慨度和信息透明度均有明显提高,且盈余管理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巡视监督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的路径促进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而且会增强巡视监督对被巡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积极影响。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和方式,巡视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于促进党组织建设,还应延伸到改善企业行为等社会经济层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巡视监督工作,强化对相对贫困治理等重点领域的针对性巡视,并逐步扩大巡视范围（如非公有制企业等）,有效促进各类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形成巡视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联动机制,增强企业积极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     

职场排斥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

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是促进组织创新的重要环节,而在职场中屡见不鲜的排斥行为却成为了员工进行知识共享的一大阻碍。在社会交换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绩效考核压力视角出发研究职场排斥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职场排斥显著负向影响员工知识共享行为;职场排斥由于降低了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从而导致了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减少;关系绩效考核程度越高,遭遇职场排斥的员工所拥有的组织支持感越低,其知识共享行为就会越少。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直线经理参与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高绩效工作系统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价值已经受到管理者的普遍重视,且学者认为高绩效工作系统通过影响员工工作行为进而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但高绩效工作系统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引入直线经理参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程度为调节变量,提出假设和建构概念模型,并运用在全国不同地区30家企业调查的322份样本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实证研究表明:直线经理参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程度与高绩效工作系统和员工工作行为都表现出相关性,在高绩效工作系统影响员工角色内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程中起到调节效应,说明直线经理参与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互惠理论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互惠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并据此构建理论模型,最后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344个有效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依次为:市场责任、公共责任、员工责任;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该研究一方面可以为企业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影响和促进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考察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对基于员工信任视角在理论上拓展和完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抑或抑制：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影响机制与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会影响自身的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合理利用其闲置资金,则可以通过改善财务流动性增加创新投入,进而提高创新产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短期套利,则可能挤占创新资源,进而不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由于不同的企业在资金状况及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会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广延边际角度（是否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和集约边际角度（非关联委托贷款发放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贷款规模越大抑制效应越强;相对来讲,融资约束较低、股权集中度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更大;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或者增加非关联委托贷款规模,都不会促进其流动性供给的增加（即不存在资金储蓄效应）,反而都会减少其研发强度（即存在资源侵占效应）,进而抑制创新产出增长。上述结论警示新时代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纠正不合理的资金配置行为：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应进行科学引导和适度监管,约束企业主要为短期套利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进而挤占创新投入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并改善资本结构、优化治理结构,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     

Y世代与X世代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差异性研究

本文采用问卷方式,对261名Y世代和169名X世代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Y世代企业员工除敬业行为因子外,在组织认同、利他行为和保护组织资源等因子的符合程度都低于X世代;在"我会对改善公司整体工作品质而提出创新建议"项目上,符合程度低于X世代10.6%;与自身相比,组织认同符合程度低于敬业行为11.9%。     

企业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领导风格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作用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出现企业文化缺位时的局限性,需要基于企业文化的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文章通过587位企业家的问卷调查,证实企业文化的四个维度都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企业文化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中要通过高管团队行为整合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因此应重视高管团队的合作行为以及彼此信息交换的充分性、及时性、准确性;同时,变革型领导会发挥一定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而交易型领导则发挥一定程度的负向调节效应,因此,在企业文化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过程中,应提倡变革型领导风格的发挥而抑制交易型领导风格的发挥。文章为中国企业家提供基于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坐标和精神坐标,从而使其更好地履践社会责任和创造企业价值。     

民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

员工雇佣保障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稳定就业市场的微观基础与实践路径。文章利用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企业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能够强化雇员劳动权益保障质量。具体来讲,当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较高时,企业长期员工雇佣比例显著提升,短期和临时员工雇佣比例显著降低。进一步检验揭示,企业家主观地位主要藉由改善内部用工环境、增强员工“集体发声”和强化政企联结等三条路径提升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研究还发现,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作用强度还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官员晋升预期、市场化进程、失业率水平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文章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揭示了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拓展了员工权益保障主题的研究文献。它也为营造尊重企业家干事创业社会氛围、增强企业家自我认同以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启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与企业参与社会治理 ——基于珠三角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8年珠三角民营企业政商关系调查数据,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指标体系,进一步探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认为,从企业层面,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分为亲近指标和清白指标2个一级指标,其中亲近指标包含3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清白指标包含2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结果表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意愿和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为了推动和促进企业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政府要营造良好政治环境和氛围,引导企业和企业家通过加入党派组织、担任人大或政协代表等制度化渠道,加强政企交流;企业要做好内部管理,注重员工权益保障,加强企业内部凝聚力.     

适宜度视角下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创新是国家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存在单调的助推效应或挤出效应,且两种效应之间可以动态性转换,但动态性转换的发生条件和结果尚不明晰.文章使用2009年-2019年间21800个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在探析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若干核心影响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化适宜度判别模型分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创新投入存在挤出效应;金融化适宜度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呈动态性转换的倒"U"形;偏离最优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向影响.最后,企业应结合宏观环境与自身状况,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推动创新;投资人应结合技术市场发展前景与企业金融化现状进行理性投资;政府应调整经济政策,引导企业金融化合理适度开展.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以截至2018年挂牌于新三板市场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维度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将两个行业的实证结果做对比。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仅受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还会受行业异质性的影响。具体来看,创新精神显著正向影响初创期的制造业和衰退期的信息技术行业企业的企业绩效,竞争精神显著正向影响初创期的制造业企业的企业绩效;冒险精神显著正向影响成熟期的制造业、衰退期的信息技术行业企业的企业绩效。因此,企业应重视企业发展阶段、行业与企业家精神不同维度的适配性,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和不同行业有针对性与选择性地进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价值观理论,考察了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复杂影响机制。以374份企业员工数据为样本,通过层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确定性规避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发挥了链式中介作用,即真实型领导通过降低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影响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进而鼓励了员工的创新。     

人力资源服务业顾客参与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与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

在“互联网+”大背景下,人力资源服务业要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必须加快创新步伐。顾客导向性和顾客参与性可以让人力资源服务业更好地获知顾客的需求及偏好,从而有效地提升服务质量和创新绩效。员工是人力资源服务业服务创新的执行者,员工的创新行为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服务创新绩效。而在良好的组织创新氛围中,员工较少受到组织条条框框的约束,更有利于激发其创新行为。本文借鉴顾客参与、员工创新行为、组织创新氛围与服务创新绩效的国内外成熟量表,运用SPSS21.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及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阐释人力资源服务业顾客参与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员工创新行为和组织创新氛围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源服务业顾客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和服务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源服务业员工创新行为是顾客参与和服务创新绩效的中介变量;人力资源服务业组织创新氛围是顾客参与和服务创新绩效的调节变量。     

地位稳定性对员工模糊性偏差行为的影响

员工的模糊性偏差行为在现代企业常态化的组织变革下日益凸显,然而模糊性偏差行为是一个新兴概念,地位稳定性与员工模糊性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深入研究。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探讨地位稳定性对员工模糊性偏差行为的作用机制,并以444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位稳定性显著负向影响员工模糊性偏差行为;心理安全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地位关心水平在该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地位关心水平越高,地位稳定性通过心理安全对员工模糊性偏差行为产生的影响效应越强,反之越弱。     

地区营商环境影响了企业投资决策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伴随着我国在“新常态”下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投入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及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数,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同时将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的官员治理纳入研究框架,探讨营商环境与官员晋升压力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互动效应。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创新研发投资。官员晋升压力会弱化营商环境与企业两种投资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揭示,员工雇佣保障和企业家精神在上述效应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营商环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强度会受到产权性质和地域儒家文化差异的影响。     

旅游企业员工知识共享动机、行为与组织效率关系研究

以社会交换理论、动机-行为理论为指导,以旅游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知识共享动机-过程-产出概念模型,检验知识共享动机、行为与组织效率的关系.研究显示:利他主义、互惠利益和组织奖励对旅游企业员工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利他主义影响最大,其次是互惠利益和组织奖励;知识共享行为促进组织效率的提升.从信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