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融资、关系型承销与上市企业盈余质量

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不仅受到盈余信息本身的影响,而且受到决策环境的制约.本文将盈余信息纳入到企业的融资环境,研究债券融资及其承销行为对企业信息披露政策的影响.采用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债券融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上市企业在债券发行中存在着强烈的盈余操纵动机,表现为债券融资增量越高的企业,其盈余质量越差;另一方面,债券具有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债券融资存量越高的企业,其盈余质量越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债企业与主承销商建立的关系型承销行为能够降低债券发行中的盈余操纵动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债券的监督作用.     

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盈余管理的存在,使得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性加强,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加大.那么,审计师是否更可能会对存在较多盈余管理的公司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后称非标意见),从而降低自身的风险呢?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企业管理盈余的手段很多,本文集中关注中国上市公司通过非经营性项目来管理盈余的行为.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审计师对盈余管理较高的公司更可能出具非标意见.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的实证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支持原假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司通过非经营性项目管理盈余的行为对不同的审计意见影响不同.     

营商环境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

作为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形式之一,营商环境影响到微观企业财务行为的诸多方面,但有关其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及机制检验的研究尚且不足。基于此,文章以中国资本市场2008—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营商环境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大股东掏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抑制大股东掏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营商环境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揭示,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改善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审计质量和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以上构成了营商环境抑制大股东掏空的主要影响路径。以上结论丰富了优化营商环境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研究,明晰了营商环境影响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理,同时为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实证研究

审计意见反映了审计师执业过程的独立性及对财务报表公允性和合法性的评价。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计风险，进而影响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本文以2005年深沪股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经营性收益的角度就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审计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探析

盈余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伴随着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各方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本文就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进行研究,旨在分析二者的相关性,并提出识别盈余管理、提高审计质量的对策建议.     

董事会规模、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相关性研究

对董事会规模、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选用2011至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测度盈余管理水平,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同时基于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探究企业董事会规模对盈余管理行为及审计意见的影响。     

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债务融资在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着日益有效而且重要的作用。总体来说,债务融资,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进而提升企业的自身价值,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改善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本篇文章首先阐述了债务融资对企业运营的作用,进而分析出债务融资如何对盈余信息质量产生影响以及影响如何,从而增进对债务融资与盈余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更深入的理解。与此同时,文章在分析企业债务融资对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时,也考察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监督作用。这一举措可以为企业治理方法方面带来有价值的参考,从宏观意义上讲,对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水平,从而保护外在投资者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审计委员会、盈余质量与意见购买——来自2002-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主要探讨审计委员会治理、盈余质量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不利审计意见改善和审计意见恶化的影响,考察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管理层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低;在结合考虑盈余质量之后发现,审计委员会拥有双重的治理作用,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切实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勤勉程度,不仅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而且亦有助于对卷入盈余管理的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进行较为有效的制衡。     

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生命周期与风险承担

产业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文章以2007-2017年上市A股企业为样本，从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检验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及其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差异。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激励作用，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的激励作用较强，在成熟期不显著。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可以通过政府补助、信贷支持以及税收优惠等途径增加企业的可支配资源，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不但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显著，而且对处于衰退期的国有企业与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也一样显著。文章的结论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证据，对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以及企业的风险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Is Merge and Acquisition Tunneling or Propping？ Evidence from Asset Appraisal

本文以评估增值率和评估方法的选择作为掏空或支持行为的观测变量，实证检验了2001-2010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控股股东与地方政府的掏空或支持行为，并考察了不同盈亏状况下所存在的行为差异。研究发现，关联并购交易和同属并购交易中存在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行为；盈利企业的控股股东将通过操纵资产的评估增值率来实现其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并试图通过选择评估方法来掩盖其行为，而亏损公司所属地方政府则可能通过干预同属公司问并购交易的资产评估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支持。     

媒体治理对注册会计师收费的影响机理研究

受众并非被动地接纳媒体信息,而是依据情况分析和利用媒体信息,重构自我认知。显然,作为媒体信息使用者的审计师,其认知重构必然会受到媒体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事务所声誉、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三个视角,研究了审计师利用媒体的约束机制。研究发现：十大事务所对媒体报道反应更加强烈,从而提出更高的收费溢价;媒体关注会弱化股权制衡的审计收费溢价效应;审计师对国有企业的媒体关注提出更高风险溢价。研究结果表明,媒体通过外部审计机制发挥了治理效应,且该效应受到事务所声誉、股权制衡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     

“营改增”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

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营改增改革实践,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并进一步考察企业特征对上述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研究表明:营改增政策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同时滋生企业高管攫取超额薪酬,进而降低企业会计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年轻企业以及高成长性企业中,营改增降低会计稳健性的政策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运行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可否借助儒家文化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仍是一个未知的学术问题。文章采用2001年到2007年中国海关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历史的信息和数据来解释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促进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并对民营企业影响大于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文章不仅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经济学价值，对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力提供了证据和新探索路径。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内部审计问题与浅析

目前,国有企业依然存在着经营管理效率低下、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财务信息失真、企业行为失控等问题。其原因是对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不准;内部审计在企业组织中地位较低;内部审计人员素质不高,内部审计手段和技术落后;企业组织对内部审计工作的认识程度尚处于较低的层次。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此基础上,摆正国有企业改革与企业内部审计的关系,健全国企内部审计制度,以确保国有企业的经营与改制有法可依,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     

集团企业会计集中核算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集团企业的会计集中核算制是企业会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融会计服务与监管为一体的新型财务管理模式。集团企业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可有效降低集团成本费用,保证集团资金安全;实现资金的统一筹集和调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集团企业会计集中核算,应完善集团内部会计监督体系,确保集中核算范围与目标的统一,加强集团内部审计监督职能,提高报账员的综合素质,营造会计集中核算的工作环境。     

中美两国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理论和实施的比较分析

许多企业兴衰的例子证明,内部控制的缺失往往导致企业低下的管理水平和扭曲的会计信息,良好的内部控制对于企业改善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中美两国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理论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与反馈及监控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应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如重视财务报表审计和相关内部审计的整合、正确对待CPA追求审计成本效益最大化。     

政策协调、产业结构升级及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不同模式的宏观政策协调不但会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差异性影响,也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并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分析政策协调对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型财政政策比支出型财政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消费、就业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支出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通货膨胀的稳定作用;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目标与稳定经济波动这一目标存在着Trade Off现象,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目标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存在着Trade Off现象。因此,建议采取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体操作体现在减息为主结合降低税率水平为辅的政策协调组合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和产业结构升级。     

“互联网+”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研究

会计核算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工作,它关乎着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财务管理水平以及企业经营决策的正确性。那么企业如若想要有稳定长远的发展,有效地降低自己的经验决策风险,就必须着重关注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并同时提升自身财务部门的财务和会计的工作质量。当前在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之下,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网络化的会计处理对于企业的发展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本选题就是想要浅析企业对于会计核算方式的选择会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以及不同的会计核算方式对企业来说又有何种不同的影响。先从传统的会计核算方式进行分析,再跟着互联网信息时代发展的步伐,分析相对应的企业会计核算方式的变化以及企业应当如何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来更改会计核算方式。     

The cyclical impact of EU cohesion policy in fast growing EU countries

Most of the newly acceded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EU countries are among the main beneficiaries of EU Cohesion Policy.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olicy is to improve the long-term growth and employment prospects of the supported regions, and thereby to support convergence towards higher levels of per capita income. In the short run, however, EU Cohesion Policy may at times amplify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for supported countries. In periods of a downturn of the economy it can have a stabilising impact. During periods of unsustainably fast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its short-term demand effects may contribute to internal and/or external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Economic policymakers should thus ensure that EU Cohesion Policy enhances long-term productivity, while avoiding, in times of overheating, an increased risk of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as a result of the additional demand stimulus from EU Cohesion Policy.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 authors are grateful to Martin Bijsterbosch, Gesa Miehe-Nordmeyer, Ad van Riet, Philipp Rother and Desom Weller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