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型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同业影响

规模的扩大促成了零售商在上游市场形成买方势力,大型零售商行使买方势力的行为对下游零售市场的同业竞争者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市场圈定效应、水床效应、反水床效应,针对零售商买方势力的政府竞争政策应考虑到零售商买方势力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中国棉花进口贸易的国际市场势力研究

选取SITC(REV.3)2631的棉花产品,基于买卖双方视角,运用修正的Song-Marchant-Reed模型,测度了中美棉花双边贸易中中国和美国作为买方与卖方分别拥有的国际市场势力大小。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买方国际市场势力(5.8%)小于美国的卖方国际市场势力(10.3%)。研究发现,较高的棉花生产成本、较高的美棉市场份额和国内涉棉企业较低的市场集中度不利于中国买方国际市场势力的构建。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在中美棉花双边贸易中掌握国际定价权,增强买方国际市场势力。     

零售商买方势力对供应商的影响分析

现代零供关系中,供应商对零售商具有更高程度的经济依赖性,促成了零售商买方势力。短期内零售商行使买方势力会阻碍供应商获取利润、扭曲供应商间的竞争,但以动态的视角分析,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存在有利于上游市场保持竞争性、激励供应商进行创新,相关部门应综合考虑零售商买方势力对供应商的影响从四个方面进行规制。     

异质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门槛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是提高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有效路径,而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2006—2020年世界28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依次检验低端、中端、高端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低端创新抑制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中端、高端创新促进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且创新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低端、中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高端技术创新与数字贸易出口优势之间存在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U”型关系。     

产业政策在产业链中的拉动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上下游两部门生产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下游产业政策对上游企业产出的拉动作用，而后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下游行业产业政策指标，分别考察了下游行业补贴以及行业信贷优惠对上游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下游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上游企业的产出水平，且将内销和出口分开考察时发现，下游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上游企业的内销水平，而对出口有轻微的负向影响。第二，下游行业资本密集度越高，行业补贴对上游企业产出的正向影响越弱，行业信贷优惠对企业产出的正向影响越强；从行业集中度来看，下游行业竞争越激烈，下游补贴所发挥的正向影响越强，行业信贷优惠所发挥的正向影响越弱。第三，下游产业政策对上游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对上游东、中部地区产出有更强的正向影响。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需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实施不同的产业政策；对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补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给予信贷优惠，同时，对竞争性强的行业进行更加“普惠性”的补贴，对集中度高的行业给予信贷优惠。     

产品市场势力与真实盈余管理

文章以我国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用实证分析法考察了企业产品市场势力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产品市场势力越强,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为了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产品市场势力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文章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进一步发现产品市场势力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另外,分析师关注在产品市场势力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我国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随着我国零售市场的日益集中,零售商在上游市场的买方势力愈来愈明显。供应商对零售商的相对经济依赖性促成了零售商买方谈判势力的形成,现实中一些零售商由于把握好零供关系中的三重角色而具有了买方谈判势力。在我国,对零售商行使买方势力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应以“相对经济优势地位”为逻辑起点,遵循论辩规则对零售商进行反垄断调查。     

零售商买方势力的消费者福利效应分析

伴随零售商经营规模的扩张,大规模零售商在上游市场拥有的买方势力越来越强,买方势力的存在改变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经营决策,由此波及下游市场产品价格、产品种类及产品质量的高低水平,消费者福利水平因此受到影响。     

零售商抗衡势力假说研究评述

文章以纵向市场结构为背景对零售商买方势力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并依据买方势力的福利影响区分买方垄断势力和买方抗衡势力。然后从理论模型、经验研究和实验设计等方面,系统综述了零售商抗衡势力的测度方法及其对市场价格、市场绩效和社会福利影响的相关研究进展,以此对我国零售业实施相关的规制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纵向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一个文献综述

创新是企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熊彼特假说”提出之后,大量的研究讨论了横向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然而近年来,随着部分行业上下游企业间市场势力的变化,学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纵向市场结构,特别是随着部分行业中买方势力的不断增强,买方势力对上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纵向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零售商买方势力理论研究述评

随着零售业集中化趋势不断增强和大型零售商不断涌现,零售商买方势力日益突出.买方势力问题已经受到了理论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文章梳理了买方势力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从买方势力的内涵、形成因素、经济效应和政府规制等几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买方势力理论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初始排污权拍卖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市场势力为例

在具体实施排污权拍卖问题时,会受到各方条件如市场势力、企业规模、创新程度、资产配置能力、产权结构及稳定性等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以市场势力尤为突出。从市场势力角度入手,运用市场势力相关理论,通过分析现有市场势力是否对初始排污权拍卖效率有所影响,得出市场势力会影响排污权排放效率的结论,通过这类问题的研究不但在理论上对影响初始排污权拍卖效率的因素有更为具体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助于人们自觉而理性地对待排污权交易。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

本文以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将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讨三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降低能源足迹；绿色金融对环境规制与能源足迹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环境规制抑制能源足迹增长的效应就越明显；绿色金融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降低能源足迹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环境规制发挥其正外部性，通过环境规制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驱动产业优化升级的效果就越好，进而降低能源足迹。因此，政府在积极推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应重视发挥绿色金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环境规制更好地降低能源足迹“保驾护航”。     

基于加尔布雷斯假说的零售业买方势力理论思辨

伴随着我国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形成,加尔布雷斯假说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加尔布雷斯假说所阐述的"抗衡势力提升消费者剩余"的观点,与业界对"大型零售商凭借买方势力破坏公平竞争"的诟病构成了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通过理论思辩,本文论证了只有实现规模经济的零售商集中才能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大型零售商的买方势力在同质化竞争下是有损市场竞争的。因此,需要积极引导我国大型零售商实现规模经济,推动小型零售商差异化经营,以优化零售业的市场竞争格局,促进我国零售业健康发展。     

零供关系中零售商的三重角色分析

现代零售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零供关系的变化,零售商充当着供应商的客户、竞争者、供货商三重角色,加剧了供应商对零售商的经济依赖性,促使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形成。在辨明零售商买方势力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前提下,可从反垄断角度和反不正当竞争角度,对零售商行使买方势力行为进行规制。     

市场势力、行业结构与价格竞争——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价格决定和价格竞争是厂商行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囿于价格竞争相关微观企业数据获取和测度方面的难度,相关领域还一直缺乏经验证据。本文探索性地基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以我国1999—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公司在市场中的相对势力与价格竞争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检验行业层面的结构特征对二者间关系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司市场占有率越高,即在市场中的相对势力越强,其进行价格竞争的优势越明显;不过,公司所处行业的结构特征会调节二者间关系,伴随行业集中度提高,市场势力较强公司进行价格竞争的优势下降,依据行业集中度分组的检验结果同样支持该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价格竞争微观数据经验研究的空白,而且还丰富了产业组织与微观企业间行为关系的学术文献。     

服务市场波动、要素依赖与企业技术创新

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服务要素密集特征日益凸显，国际服务市场会对企业创新等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分析了国际服务市场波动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以及服务要素依赖的重要边际作用，并度量了2000—2014年国内制造企业面临的国际服务市场波动，检验了这种波动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研发创新对国际服务市场波动的反应取决于进口产品内嵌的国际服务要素含量，即对间接进口国际服务要素的依赖：依赖度越高，服务供给的正向冲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来自直接进口国服务市场的正向冲击会刺激企业研发创新，由直接进口国传导的第三国服务市场冲击则会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间接进口国际服务要素时，过度依赖高质量服务供给国，并不利于企业吸收国际服务市场的正向冲击，推动自身研发创新。企业中间投入占比越高，技术创新受国际服务市场波动的促进作用越强。     

上游管制、行业间谈判势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本文立足于中国目前"上游行业行政管制,下游行业市场竞争"的现实背景,构建了上游管制行业的谈判势力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1998—2007年的企业研发数据考察了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游管制行业的谈判势力在1998—2003年的显著下降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而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后发生扭转并逐年强化,抑制了企业的研发创新;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近年来上游管制行业的谈判势力增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负面效应,主要集中在高生产率企业、内资企业以及高技术行业。因此,为更好地实施创新型驱动战略,发挥研发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深化上游管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其在中间投入品市场中的谈判势力是关键。     

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发展技术路径的实证研究

技术进步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技术创新、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别。基于全球93个国家全样本数据和18个典型国家重点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创新的贡献度越大,规模效率的贡献度越小,技术效率保持中等水平。为此,我国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应进一步加快由规模效率提升的发展路径向由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提升的路径转变,不断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推动数字技术突破创新,进而加速和提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激励规制、市场势力与接入定价——以电信业为例

政府规制的目标是矫正市场失灵,不当的规制方案会限制市场竞争活力,阻碍技术创新.本文将规制机构、厂商和消费者纳入到激励相容框架下,通过考察信息约束条件下的接入定价问题,解释了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政府转移支付、税收政策、技术创新和网络外部性与接入定价的关系,引申出主导性厂商市场势力的来源及激励性接入定价政策,得出电信监管部门实施对网间结算费的直接规制,没有减弱市场势力,反而抑制了主导性厂商提高接入质量和研发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