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与中国公益基金会事业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概括了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思想和策略,成为企业与公益基金会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企业与公益基金会合作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对企业来说,参与公益事业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企业形象和经济效益,还能扩大社会效益,并最终与企业的盈利性目的相一致。对公益基金会而言,吸纳企业参与公益事业可以扩大公益事业的发展资源,并在全社会表达一种“关爱与和谐”的价值信念。但现实中企业缺乏捐赠意识与社会责任、缺乏公益营销策略、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以及公益基金会薄弱的筹资劝募能力限制了企业与基金会的互动,需要我们在对策优化中进一步实现企业与公益基金会的双赢对接。     

天保工程后国有林区林业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探索--吉林省延边林业集团白河、汪清林业局调查启示录

本文通过对国有林区林业企业的调查分析 ,对天保工程实施后的林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尝试性方案。根据职能的不同 ,提出了林业企业的公检法司等政府性职能应逐步分离 ,切实减轻林业企业负担 ;社会性职能根据地方情况 ,或者转移给社会 ,或者市场化运作 ;企业型管理职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对各成员企业部门进行利润中心、成本中心、费用中心划分 ,然后根据各个中心的情况制定合理的管理规范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入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13-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推动其国际化，更好克服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削弱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地理距离产生的不利影响来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第三，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得良好的企业声誉，进而破除国际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第四，环境不确定性中的环境丰富性可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的关系，但是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第五，企业数字化对有国际化倾向、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导向更高的企业的国际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缺乏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本研究为佐证企业国际化中的数字效应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社会资金的吸引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存在总量不足、来源单一等问题，文章认为社会资金是保护资金的重要补充，提出民闻直接投资项目保护、社会资金进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的文化创意产业、民间博物馆，和采取志愿者形式吸引社会资源的举措，在社会资金的管理上，应以基金会或项目形式企业化运作，并加强监督和反馈机制。     

企业对社会之影响

在美国，有一种新型的企业正在悄然出现。这种企业以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为终极目的，但却采用所有盈利型企业的运作方式，而取得自给自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效果。这种企业或通过雇用弱势群体之中的成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发展自己，而摆脱贫困，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或通过运作一个常规的企业，但将该企业的盈利部分统统用之于其所关注的弱势群体，从而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品质，使他们发展成长，最终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全面数字责任管理：企业数字责任实施范式的新进阶

本文从对企业数字责任概念的再理解和本质的再认识出发，认为企业数字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从属关系、扩展关系、互补关系和融合关系，而是在数字社会情境下和更高层次上重新定义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形态。企业数字责任构面建构需要超越移植应用型和增维拓展型两种既有范式，应当以数字化活动为底层架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为外显层次的“二维矩阵”进行建构，识别出技术维、产品维、运营维和决策维的企业数字责任具体元素。企业数字责任实施的两种既有范式即数字社会议题嵌入模式和数字责任管理嵌入模式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全面数字责任管理作为企业数字责任实施的高阶范式实现了对它们的全面超越，包括对企业数字责任的性质认知由外生性转向内生性、管理定位由操作型转向战略型、管理思维由物理化转向数字化、管理方式由回应式转向敏捷式、管理机制由线性化转向生态化、管理边界由片面性转向全面性。本文构建了由处于中心的路径模块和覆盖周边的全面性要求模块构成的全面数字责任管理框架模型，提出企业数字责任实施系统重构的五大方向，即以内驱为导向的企业数字责任动力重构、以归核为引领的企业数字责任战略重构、以赋能为核心的企业数字责任能力重构、以互融为重...     

大股东身份、生态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基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行业的研究

本文以2010—2011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身份与企业履行生态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履行生态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生态社会责任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大股东所持股份为非流通股显著正相关,大股东的国有身份对履行生态社会责任不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对促进企业履行生态社会责任、推动和谐社会构建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企业的经营哲学和价值理念，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以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为切入点进行探析，结论是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及制约效用。     

论非营利组织营利行为的税收政策

非营利组织是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的通称，它从事社会公益性或互益互助性生产与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所得除组织目标外，不给予分配，且自身具有合法的免税资格。在我国，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基金会、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及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等组织都可纳入广义的非营利组织体系。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碳绩效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结合的创新产物，对于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碳绩效提升；与大规模、非制造业企业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规模、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夯实数字金融基础体系，加速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低碳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释放技术创新减排效应；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提升企业碳绩效水平。     

社会创业导向、跨界搜索与社会企业绩效：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企业重要战略选择,社会创业导向能够促进跨界搜索以获取灵感和动力,从而推动社会企业双元绩效提升。因此,基于组织搜索理论,遵循“态度—行为—结果”研究范式,将市场环境引入社会企业创业导向、跨界搜索与社会企业双元绩效关系模型,基于问卷数据验证社会创业导向对社会企业双元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外部影响。结果表明：①社会创业导向对社会企业经济和社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②跨界搜索在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企业经济和社会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市场环境作为关键外部环境因素,正向调节社会创业导向与跨界搜索的关系以及跨界搜索与社会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跨界搜索与社会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因此,整个模型能够回答社会创业导向如何推动社会企业双元绩效增长问题。此外,市场环境的技术动态性和需求不确定性促使市场逻辑在社会企业跨界搜索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社会企业需要高度重视自身使命和价值共创,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企业价值之间的链条传导关系,以及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行业竞争度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企业竞争地位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深度赋能企业运营管理,增进企业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是"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探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 表明:(1)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股东、员工和社区等责任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考虑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弱化盈余管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数字化能够强化企业运营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对外信息透明度提升和对内治理优化两种机制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企业创新绩效和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融资支持与创新赋能两种经济效应.(3)环境丰富性与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在非国有产权、有政治关联和市场化程度更低地区的样本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深度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利益相关方管理和内部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研究

企业社会资本的强弱表现在企业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摄取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企业社会资本对现代企业的生存、融资方式、产权结构、企业规模、组织结构的特点和行业的取向等有着重要影响.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存在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基础之一,是推动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力量,企业的社会资本还显著影响着企业网络的治理效率.     

企业为什么要设立基金会

今天的案例是一家全球性生物制药公司的相关基金会。可以看出，百时美施贵宝基金会为不断提高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水平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在亚洲、在中国的工作也成绩显著。因此，该基金会在慈善事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论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是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的,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我国企业在发展中日渐暴露出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现有的传统会计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企业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如分配问题、环境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我国会计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分支,本文首先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实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再探究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在我国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发展与完善的建议.     

社会信任与企业多元化经营

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信任与企业多元化经营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信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同时,当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企业治理水平较弱时,社会信任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提高银行借款规模以及吸引高级人才是社会信任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重要途径。此外,社会信任能缓解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补充了企业多元化经营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社会信任在微观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实践上对于中国推动诚信社会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能力还是企业社会资本——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

企业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主体。以往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探寻企业能力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忽视非经济因素影响。本研究在企业能力基础上,加入社会网络、民间聚集及信任等衡量企业社会资本的指标,考察企业能力与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能力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是存在的,同时企业社会网络规模、企业与经济部门的网络密度、企业民间聚集程度、企业对经济部门及非盈利部门的信任水平等都影响企业捐赠行为。企业能力是捐赠行为的基础,社会资本是捐赠行为的催化剂。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结合的对策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企业运作的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要提供优质产品、坚持科技创新、建设企业文化、构建学习型企业、协调资源环境,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