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中政治风险类型与规避建议

伴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频频受挫,对外投资中的不利因素也逐步凸显,对外投资受到政治风险等多重因素的挑战。本文选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主要的政治风险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并对每一类政治风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规避措施,以期能够改善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环境,提升投资质量。     

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海外投资保险通过风险补偿效应和保单融资效应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补偿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或当风险补偿效应能够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时,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成本过高,风险补偿效应无法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时,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且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影响在中等风险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明显,海外投资保险在促进资金融通,保障中国企业海外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对策

本文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含义以及我国面临的风险类型,还有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类型的特殊性是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模式为背景,同时深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形成的原因。最后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了一些关于国家和企业的风险对策方面的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对策

本文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含义以及我国面临的风险类型,还有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类型的特殊性是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模式为背景,同时深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形成的原因。最后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了一些关于国家和企业的风险对策方面的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5-2017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对外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不仅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抑制了投资规模,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性偏差、不同的汇率波动指标等一系列问题后仍然稳健。基于手工搜集的企业年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以及不同投资方式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各异,这又与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一些独特特征有关。本文研究为汇率波动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中国企业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

<正>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日益加大，中国政府应持续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加大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企业也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之一。对外直接投资也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存在较大差距。     

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结构性融资与出口信用保险北大核心CSSCI

如何认识和把握结构性出口信贷工具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政治风险保险和信贷市场中的作用,是保险融资功能理论和企业海外风险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在梳理大量研究文献基础上,借鉴Asiedu et al.(2009)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模型,在其中嵌入国家风险和出口信用保险两个重要因子,以2011至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1))考察国家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和出口信用保险作为结构性融资工具的风险缓释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出口信用保险作为高阶的结构性融资工具,能够显著缓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缓释作用在23%至40%左右。     

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风险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

本文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说明审计师能够识别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审计风险的上升和审计成本的增加,并通过增加审计费用的方式予以补偿;且此差异不因产权性质和企业所在地市场化水平而异;采用改变样本量、PSM及多时点DID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控制风险水平较低,则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会弱化,表明控制风险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费用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且此作用仅在非国有控股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显著。     

汇率预期、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Symbol`@@

基于跨国投资、风险决策和异质性企业理论,构建面板定序Logit回归模型,依据1163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量汇率预期、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多元化,人民币波动预期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多元化。结合前景理论的分析表明,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预期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均呈现风险厌恶,但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对汇率更为敏感。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所有权性质通过调节企业对汇率预期的敏感程度,进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融资约束程度提高会放大企业对汇率预期的敏感性,这一放大效果因企业所有权性质而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及发展策略

对外直接投资将日益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尤其是对我国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不足,需要多方努力来解决,尤其是要加快金融业改革步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