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中庸思想的现代解读

中庸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诚”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庸”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的要求。从本体论意义上讲,要实现“中庸”就需要“正己”,需要“诚之”,“诚”的终极目标仍然直抵“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个最高的哲学境界。“过犹不及”是“中庸”思想的一般方法论。在实际的操作中要实现“中庸”即“执两用中”离不开“权”,即依据时间、地点、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条件与态势来审时度势,权衡轻重与利弊。     

孔子“中庸”思维方法的管理学意蕴探析

孔子“中庸”思维方法,是通过“中”、“和”范畴显示事物对立面同一性、质量互变关节点（度）的辩让思维方法,其“和实生物”、“叩其两端”、“君子时中”、“和为贵”等思想,为孔子建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具有时代性;同时,为反对“蔽于一曲而闳于大理”的片面性,树立辩证法全面性世界观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又具有真理性。孔子“中庸”思维方法,对现代企业生产要素管理、经营环节管理、组织制度管理、人     

“中庸”思想对企业经营者思维的重要影响

一、对“中庸”思想的理解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精品《四书》之一《中庸》在开篇即提出“中庸”思想:“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从此以后,人们对“中庸”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是折中调和;有的人认为是适可而为;有的人认为是不偏不倚、处处得体等等。由此可见,要把握“中庸”的本质含义并非易事。因为“中庸”是“天下之正道”,并且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根据老子“道,不可道”的原则,要用语言来表达“中庸”这样深奥的“道”是很困难的;但因老子又强调“道在瓦砾、道在尿溺”。说明“中庸…     

管理是一个故事

2003年7月离京到汉城，我带了三本书——《易经》、《孙子兵法》和《道德经》，后来又带去了《金刚经》。儒家、道家、佛家和兵家作品中，我只有儒家的没有带，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儒家”了，“中庸”、等级、礼尚往来的思想刻进了心灵。韩国属于儒家思想非常深厚的国家，包括佛家在内的宗教非常发达，信教人数达到了总人数的54％。我想，在这样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从事银行管理，其实就是对深含这样文化内容的人的管理，自身应当有起码的相应文化功底。     

“中庸适度”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感悟

“中庸适度”不仅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方面所崇尚的中庸美德，更是他在政治学上认为政体上“最好的”。中产阶级作为国家“中庸”化身的思想对当前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的中国社会发展危机是一荆良药。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意蕴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很多人知道《资本论》的结论,却不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很多“马克思主义” 学者接受唯物的世界观,却不接受唯物的历史观。这个挑战引出了一个有关方法论的深刻提问:拒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基于《资本论》中有关方法论的种种误读,笔者引申出四个方面的问题域:第一, “研究”和“叙述”的方法区别;第二,《资本论》的“基本研究方法”;第三, 《资本论》的方法论源头;第四,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不懂《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价值转型理论” 和“劳动价值论” 被误读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证伪主义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经济学虽然崇尚“实证” 精神,但其唯心史观的方法论阻碍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但唯物主义者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严防“隐性就业”危及社会保障大堤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在未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便在从事其他有报酬的劳动就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隐性就业”。勿庸讳言,隐性就业某种程度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可能使一部分下岗职工增加收入,     

说“诚”道“信”

“诚”，我们通常觉得它主要是一个伦理规范。而实际上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中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代的思想家从天地生养万物的自然过程中，看到了天地真实无妄、自强不息的特征。就把这种特征称作“诚”，并由此推出人的行为准则：“诚     

“以人为本”执政观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以人为本”执政观蕴涵和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客体和主体、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等一系列唯物史观思想和重大方法论，具有丰厚的哲学基础、严密的科学性和巨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失范”与“规范”: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约束机制探析

由于受到各种约束机制的制约,中国经济史学处于“失范”与“规范”的动态变化之中.既有技术层面的约束,也有管理层面的约束,还有学界自身认识层面的约束,但这些约束机制的核心是方法论体系的更新.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发展路径表明,中国经济史学应该突破既有的方法论体系,建立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方法论体系.     

浅谈我国现阶段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一、“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密切结合 “德”、“法”之争，古已有之。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德治”与“法治”，“礼治”与“刑治”，“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的争论异常激烈，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存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德治”，提出要“为政以德”；但孔子也曾提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法治”，提出要“以法为教”，但韩非曾提出“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原则，强调道德舆论的毁誉必须与法的赏罚相协调。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而苟子则认为但靠赏庆刑罚不能尽人之力，教化不足万能的，主张教与诛、礼与刑相结合。总之，古人在如何处理德刑关系上，主要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德刑结合”几种观点。事实上，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作用。     

浅析研究方法中的“本”、“道 ”、“术”、“效”——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无论是自然科学论文抑或是社会科学论文撰写,研究方法都是关键的一部分,合理的研究方法能够使文章结构清晰,逻辑顺畅,最终得到理想的结论.作研究首先考虑研究合目的性,在确定研究目的以后采取合适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有很多,如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方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规范主义与实证主义、归纳演绎法、调查法、基调法等,只有采取适当的方法才能得到最佳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可以将研究一系列过程归纳为“本”、“道”、“术”、“效”——研究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实现.本文着重从经济学的视野出发,探索经济研究中的内在逻辑.     

“新经济”劳动价值探“微”

探讨新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应该首先研究创造价值的劳动“微观”运行机制的新特点。对劳动的主体因素劳动力的构成要素“脑力”和“体力”的关系及其在劳动中创造价值的作用分析表明，只有“脑力”的使用和发挥，即“软劳动”，凝结为价值实体。劳动价值的这一特点只有在“新经济”中才得以充分显现。“软劳动”作为直接的抽象劳动的体现，使衡量价值的尺度“劳动时间”也失去直接的意义。这一“新论”本质上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一致的。     

新儒家企业管理“和-合”模式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催生的新儒家企业管理模式试图兼容西方现代企业精神,并在认识论上至少从五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超越.新儒家企业管理模式的路线图以《易经》揭示的宇宙和谐定律与阴阳平衡定律为逻辑起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四个基本环节.新儒家企业管理模式的系统论方法亦称关系平衡分析法,在实际应用上至少暴露了三个方面的方法论缺憾.     

界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方法论思考——“增量利益关系论”研究方法论解读

现有主要经济法理论，是从主体维度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方法论”来考察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产生的现代性要求从时间维度的“传统—现代部门法二元结构假设方法论”来界定其调整对象。“增量利益关系论”是从时间维度来界定调整对象的。从时间维度来界定调整对象，经济法就可以真正从调整对象上与传统部门法区别开来，进而彰显经济法蕴含的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价值。     

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庸”“葆”“就”及相互关系考辨——兼论“作者”的含义

西北屯戍汉简中有"庸""葆""就"及"作者"四类人,反映了当时雇佣劳动的情况。"庸"指受雇佣为他人劳作,在西北屯戍汉简中多特指受雇替人戍边;"葆"义雇工,因有人担保确定守信而得名。"葆"与一般意义上的"庸"不同,特指有人担保以确定守信的雇佣劳动。"就"指雇人运输,非一般意义上的雇佣、租赁。"作者"不同于传世文献中的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指服劳役的人,而与"葆"的意义相同,且常常连用成"葆作者"。     

“天人合一”思想与新农村环境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提出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村容整洁”最主要的也是维护农村环境,建设生态农村。本文从儒家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角度出发,阐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环境的现状及治理对策。     

文化与社会的“和”元素交融

“和”是东方管理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是管理十五要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等思想观念，儒家、道家等曾作过深刻阐述。“和”文化在近现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崭新的视角来疏理、审视和借鉴中华“和”文化元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数字化经济”的基本理论

本文针对纷繁的数字化经济现实以及学界、经济界对其的热议，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层探索和冷静思考，试图在综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基本概念、基本方法论、产权界定、价值和价格决定、统计理论依据的问题层次逻辑来安排结构，探索论证：“数字化经济”是比“数字经济”更能准确概括现实的概念，“数字化技术”与“数据”是另一组基本概念；“数字化技术”和“数据”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世界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现实世界与孪生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变”与“不变”?不过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作为要素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前提是合理界定和保护其产权，并提出了相应的界定和保护原则；无论“数字化技术”还是“数据”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仍然可以运用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理论加以解释，定价还是遵循基于抽象劳动和价值的供给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需求方共同决定的逻辑；数字化经济统计的理论依据是“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产业化”的部分统计为“数字化经济”,“产业数字化”部分统计在所在产业或部门。     

“哈佛哲学”传统与“美国精神”——哈佛大学访读记之二

保持对经验生活的现实关切,注重“工具合理性”的实用研究,尊重现代科学理性的方法论态度,坚守自由平等的现代民主社会信念和追求自由个人的价值理想,是“哈佛哲学”中最基本的哲学理念,也是对“美国精神”长期产生主导性影响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