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负债与消费相对剥夺——基于住房负债与非住房负债的视角

近年来,"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理念和政府良好的信贷政策助推了我国居民的负债性消费行为,家庭负债也迅速增加。作为平滑跨期消费的重要手段,负债会通过改善家庭的外在消费模式,对个体的消费相对剥夺产生影响。而所谓消费相对剥夺是指将个体和参照群中消费水平更高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所得到的相对消费地位或消费状况,可直接反映居民间真实的福利差异。但是,由于在借贷规模、还款期限和消费指向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住房负债与非住房负债对消费相对剥夺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此展开相关探讨。首先,实证结果显示,负债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显著低于无负债家庭,这表明负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费相对剥夺。其次,对负债家庭而言,负债规模和消费相对剥夺之间具有U形的非线性相关关系。再次,细分负债类别后发现,住房负债规模与非住房负债规模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是相反的,前者起到加剧作用,后者则具有缓解效应。但是,当非住房负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加剧消费相对剥夺。而影响程度也与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有关。最后,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两种负债对消费相对剥夺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并且这种调节效应对于发展和...     

收入冲击与家庭消费——基于私人转移支付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和2017年的数据,采用PSM和PSM-DID等方法分析了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以及私人转移支付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为促进消费带来了正向的边际效应;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促进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提升;农村家庭、户主年龄越小的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低财富家庭、高债务收入比家庭、中高消费家庭以及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对其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缓减流动性约束、提升主观幸福感两种机制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研究有助于理解转移支付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助于健全多层次收入转移视域下宏观政策体系,为新时期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依据。     

工作属性、住房公积金制度与非住房消费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类型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和非住房消费水平产生了深刻变革。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评估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类型缴存家庭非住房消费的影响,检验该制度是否提高了缴存家庭的福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缴存公积金能够提升家庭非住房消费,但对于不同工作单位组成的家庭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的家庭非住房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在其他类型单位工作的家庭。此外,公积金缴存额增加对于低消费家庭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于高消费家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类型单位工作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低提取率和低提取额导致其因缴存公积金感受到了明显的相对剥夺感。本文的发现对公积金制度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为消除公积金带来的不平等,作者认为有必要扩大公积金覆盖范围,制定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公积金制度,并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盘活公积金资产,提升低提取率和低提取额群体的收益,以增进民生福祉。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回顾和评述,大部分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程度比较低,而且随着收入层次高低不同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跨时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快速的增长.相对收入、相对剥夺对主观幸福感起决定作用,和绝对收入相比,它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大,相关性也更强.通过对现有成果的简单总结,从中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空间非均衡性——基于相对剥夺理论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采用Yitzhaki指数测算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空间非均衡性,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空间非均衡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其相对剥夺指数大体上呈反比关系,且相对剥夺指数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同一省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均对相对剥夺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而同一省份的财政支出对相对剥夺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环境污染对相邻省份的相对剥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参照群与群间相对剥夺:理论与实证

自从Runciman(1966)给出相对剥夺概念以来,对相对剥夺测度的研究便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群内相对剥夺,对群间相对剥夺的研究却鲜有涉及。文章通过构造一个个体在另一个群中的比较群,建立了集成参照群思想的个体剥夺测度统一分析框架,得到群间个体绝对剥夺测度和相对剥夺测度,给出了绘制不同群间的相对剥夺曲线的方法,并给出加总后群间相对剥夺的性质,最后利用CGSS2008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把群内相对剥夺测度拓展到群间,弥补了群间相对剥夺测度研究的不足,扩大了相对剥夺理论的应用范围,并证明了已有的相对剥夺测度只是两个群相等时的一个特例。     

组织公正、相对剥夺感与知识共享: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374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路径分析,研究了组织公正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与归属需求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组织公正对知识共享有正向影响;2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在组织公正对知识共享的影响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但两者作用方向相反。组织公正能降低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个体相对剥夺感的降低能增加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降低会减少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且组织公正通过群体相对剥夺感对知识共享的负向影响大于个体相对剥夺感的正向影响;3归属需求对个体相对剥夺感与知识共享、群体相对剥夺感与知识共享的关系均具有增强型调节效应。相比而言,归属需求高的员工体验个体相对剥夺感时进行的知识分享较少,而产生群体相对剥夺感时进行的知识共享较多。     

财政转移支付、就业机会与相对贫困缓解

在贫困治理进入到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的现实背景下,文章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将财政转移支付拆分为一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与相对贫困缓解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促进作用优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检验传导途径发现,财政转移支付会通过增加就业机会缓解相对贫困,即就业机会在财政转移支付与相对贫困缓解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减贫长效机制,提升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比重,增加就业岗位供给,进而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缓解相对贫困的效能。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金融普惠、收入阶层与中国家庭消费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居民消费率仍然较低,金融发展似乎并未发挥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金融普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本文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通过区分收入阶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家庭消费,家庭之间的消费差异有10.58%可由社区之间的金融普惠差异来解释。进一步地,金融普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且不同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金融普惠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等收入家庭、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小。最后,渠道分析表明,金融普惠通过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促进了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消费,而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了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本文为充分发挥金融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工具。     

走向共同富裕：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并构建反事实分解模型研究2010—2018年中国再分配政策的变化对收入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进一步强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改革在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机制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居民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果主要来自于其覆盖面的扩大，其次是养老金水平的提高。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变化的效果则主要来自于对低收入群体更好的瞄准和支付水平的提升。政策模拟显示，若进一步增加居民养老保险和公共转移支付支出，提高覆盖面比增加给付水平具有更强的再分配效果。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经验证据

养老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部分,较多文献揭示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但作为强制储蓄性质的养老保险是否具有同样的积极作用尚不明晰。本文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消费水平,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高收入家庭的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养老保险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的消费水平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总体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改善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平衡面板数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优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家庭实现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机制推动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的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普及与应用是实现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相对剥夺视角下的旅游地社区居民态度研究——以茂兰自然保护区为例

东道社区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主体之一,社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和支持在目的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旅游地,社区因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被边缘化,沦为弱势群体,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直接威胁到旅游业的和谐健康发展。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是两种旅游态度研究的传统视角,它们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促进了旅游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鉴于旅游社会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和旅游态度研究的重要性,需要从相关学科引入多元化的理论分析工具。相对剥夺理论是一种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研究方面有较好的针对性,但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几属空白。文章以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为例,运用相对剥夺理论实证研究了旅游发展引发的相对剥夺现象和社区居民的态度问题。研究表明,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与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间有密切联系。相对剥夺感越强的社区,对旅游发展的负面态度越强;相对剥夺感越弱的社区,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越积极。同时,所构建的相对剥夺指数简便易行,能较好地定量刻画东道社区相对剥夺的差异。     

相对收入与个人效用——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考察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并比较社会中不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是否对这种影响起作用。笔者在中国城镇居民中进行了调查实验,用特定指标衡量人们对收入和消费的相对性关注程度。实证分析发现：（1）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个人效用的影响始终存在,但在炫耀性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和非炫耀性消费品（如假期和保险）上的影响程度不同;（2）人们对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关注程度较为集中在同一个区间里;（3）教育程度和职业显著地影响相对收入对人们的效用,男性比女性显著地更加在意汽车和住房的相对消费;（4）社会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对相对收入的关注度,但对住房消费的相对性有影响。这些发现为我们了解消费行为决策和认识宏观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的消费效应有一定的启示。     

突破消费时空限制：通勤时间、移动支付与家庭消费

通勤问题影响着城市合理职住空间的形成和人民福祉,提升通勤质量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的重点。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职住分离现象愈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通勤时间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如何改善通勤质量。研究结果表明,通勤时间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移动支付能有效缓解消费时间不足的问题,具有中介效应,个体使用移动支付在通勤时进行消费,有利于提升通勤质量。此外,通勤时间的影响在消费类型、消费结构和消费群体方面呈现异质性。对发展享受型消费、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家庭压力较大的群体而言,通勤时间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更大。     

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

高增长、低消费和高投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笔者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等的影响.建模分析发现,税率、对个人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总额、政府消费、资本在效用中权重、政府投资外部性、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都影响着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计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在长期可由基尼系数、投资、政府消费、税收、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来解释,其短期波动则可由基尼系数、投资和政府投资来解释.所建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消费碳排放

基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所引致的消费规模扩张,本文构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消费碳排放,且主要来源于发展型消费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和工资溢价所引起的消费规模扩大以及消费倾向升级能实现上述影响;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社会环保治理因素会积极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