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FPS2012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不利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②转入土地对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提升土地产出率。③转出土地对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始终没有显著影响。另外,稳健地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因素还包括劳动力投入强度、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农业机械投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5个因素。     

土地托管对农户家庭经济福利的影响——基于非农就业与农业产出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2018年辽宁省玉米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土地托管-非农就业和农业产出-家庭经济福利"理论分析框架,结合线性回归模型、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非农就业和农业产出的中介视角实证检验农户土地托管的家庭福利效应.研究表明,第一,土地托管行为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户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土地托管既可...     

要素市场改革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增收逻辑

非农就业能否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本文从要素差异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基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CFPS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边际效应及群体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其家庭收入,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明显。参加非农就业会促使农户租出更多土地,同时在农业中以资本代替劳动,进而实现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重增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从数量型转移到人力资本型转移的转换过程,这使得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存在“倒U型”趋势,当家庭非农化程度很低或很高时,非农就业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具体来说,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先升后降,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持续下降,对总收入的提升效应亦是先上升后下降。要通过非农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努力实现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同时增加的“双引擎、双保险”模式。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性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迁移异质性视角

目的 基于2017年在广东、河南、湖北、山西、云南5省所做的农户调查数据, 从迁移异质性角度, 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性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差异。方法 文章使用IV-Probit和IV-Tobit模型, 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行为内生性的问题, 实现模型参数结果的无偏估计。结果 在广延边际上, 劳动力季节性非稳定转移就业对农户转入、转出土地均没有显著影响, 而常年稳定转移就业仅对农户转出土地有显著正影响, 家庭每新增1个常年在外务工者, 会使农户土地转出倾向增加9.5%;在集约边际上, 虽然稳定和非稳定的转移就业方式都降低了农地需求, 但只有常年稳定转移就业显著促进了农地供给的增加, 家庭每新增1个常年在外务工者, 会使农户土地转出数量增加8.1%。结论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向城市的稳定迁移和就业, 尤其是让非稳定转移就业者实现在城市的长期、稳定就业, 是解决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供给不足的有效出路。     

家庭务工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家庭务工的视角,探讨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CFPS农户调查数据和Probit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1）农地转出方面,外出务工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有效促进了农地的转出,而农务帮工与其他务工对农地转出行为均无显著影响;（2）农地转入方面,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影响差异性显著,外出务工与其他务工对农地转入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务帮工则对农地转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帮扶和引导,提高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减少家庭生计对土地的过度依赖,促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     

土地托管、劳动力分化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6省1 933户农户的实证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托管服务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机理，从土地托管视角考察三大粮食区域农户的土地、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家庭整体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方法：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托管服务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该收入分配效应表现出个体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2）劳动力分化能促进土地托管服务的发展和农户家庭经济福利的提升，是土地托管服务促进农户家庭增收的有效路径。研究结论：（1）完善土地托管服务市场和劳动力就业市场以提升农户的家庭经济福利；（2）加强政策帮扶，保障资源禀赋较弱农户的土地托管服务需求；（3）因地制宜，加强各粮食生产区域之间土地托管服务的经验交流。     

健康对我国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以江苏省灌南县和新沂市为例

基于家庭经济理论与健康投资理论,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家庭劳动时间分配模型,系统研究健康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基于江苏省651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对劳动力自身外出就业产生影响(效率效应),还会影响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分配,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非农就业造成显著影响(配置效应)。效率效应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配置效应则显示家庭成员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改善我国农村健康状况,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自身非农就业,还有利于增加家庭其他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农村情境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依据家庭人口特征将家庭划分为起步期、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和空巢期6个阶段,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2016年湖北省农村调查数据,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家庭,其他生命周期阶段家庭发生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概率更大。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异,起步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受人均土地经营面积的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大、人口负担系数小、有劳动力接受了专业技能培训的抚养期家庭、负担期家庭和稳定期家庭,其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高;抚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而负担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的正向影响以及人均土地经营面积、密切来往的家庭户数的负向影响,稳定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还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赡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受人口负担系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因此,实践中执行相关就业政策时,应根据农村家庭所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规律和特点,采取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精准激励措施。     

非农就业是否必然抑制农地转入——基于农活熟悉程度的视角

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促进农地转出而抑制农地转入,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体是不熟悉农活的年轻人,他们的非农就业不会减少家庭种粮人员数量,从而并不必然会抑制农地转入。基于此,本文利用广东省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活熟悉程度的视角,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开展多项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果显示:(1)不熟悉农活的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显著的提高了农户转入农地的概率,熟悉农活的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则对农地转入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表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抑制农地转入。(2)非农就业与农地转入的关系受到家庭种粮人员结构的影响,如果家庭只有老人种粮,不熟悉农活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则不会显著促进农地转入,反之则促进农地转入。     

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迁移谜题”的再解释

传统二元经济模型没有考虑非农转移的异质性，因而无法解释中国“迁移谜题”。文章通过构建一个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将永久性转移和非永久性转移同时纳入理论分析，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进行再解释，并增强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分析结果表明，缩小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均产出差距要求农业部门保持较高的劳均土地增长率，如果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由非永久性转移演变为永久性转移，农业部门劳均土地和劳均产出的增长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可能进一步缩小。进一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两部门均衡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长期中，“迁移谜题”可能会因非农部门的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消失，因为农村劳动力可以逐步在城镇寻求充分就业而完成永久性转移。最后，本文提供了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相关的若干特征事实以及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多部门配置的增收效应分析

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不仅包括传统定义年龄段内的劳动人口,还包括年龄段外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这一重要资源的配置对农户家庭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现实界定及其特征分析,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对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多部门配置有利于收入的增长,农业部门劳动人口占比、工商业部门劳动人口占比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家庭部门劳动人口占比、需要照料人口占比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实证分析:配置效应、兼业效应与投资效应——基于2005年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

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将其区分为配置效应、兼业效应、投资效应并分别对其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土地流转,改变了农户的投资结构,特别是增加了雇佣劳动和机械对自家劳动投入的替代,但没有明显提高总土地投入水平,影响土地投入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土地的经济收益而不是投资能力;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对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但要释放劳动力转移的土地经营规模化、专业化效应并将非农就业带来的投资能力转变为现实投资,必须在加快劳动力转移的同时配合农产品市场化、农业新技术供给等发展农业的政策。     

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浙、川、皖3省18县调研资料,对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制约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是以劳动力转出为前提的。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劳动力转移障碍与摩擦越小、保险市场越完善越利于农户劳动力转出,从而越利于农户农地转出。农户农地转出主要受实际租金率的影响。在非农就业不稳定和保险市场不完全情况下,农户会倾向于保留或短期流转超过最佳经营规模的部分农地以建立家庭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时期风险分摊机制。现阶段农地确权的不到位、流转信息平台的缺失和不完善、农户规模小且分散、政府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的激励不当都增加了农地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实现。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林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38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描述了农户生计非农化、林地转出意愿状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使用Ologit模型对农户生计非农化对林地转出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所占比例和非农就业时间所占比例对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收入所占比例每提高1%,农户不愿意转出林地的概率降低20.63%,愿意转出部分林地的概率提高4.30%,愿意转出全部林地的概率提高16.34%;非农就业时间所占比例每提高1%,农户不愿意转出林地的概率降低18.40%,愿意转出部分林地的概率提高3.87%,愿意转出全部林地的概率提高14.53%;户主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收入及荒山面积所占比例对林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总面积对林地转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经济波动中农户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

在中国 ,虽然农业与非农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联系很重要 ,但对于农户和个人在不同的经济时期 (繁荣或萧条 )在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供给决定的动力机制问题上却鲜有研究。农户成员在经济繁荣与萧条时期的就业选择机制与这种非农就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福利方面的影响等问题上仍存有很多疑问。他们到哪里去找工作 ?这种部门间劳动力转移规模有多大 ?在萧条时期 ,农业部门是否吸收了劳动力 ?这种吸收带来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是否意味着非农就业工作的失去 ?哪些人在经济紧缩时失去其非农工作 ?哪些人在繁荣时期加入到非农工作中去 ?对于中国这…     

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效用的视角

[目的]基于安徽省蚌埠市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分析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效用。[方法]文章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调研地区的具体环境因素,提出研究假设,选取农户的家庭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土地资源禀赋等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运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因素及土地流转补贴政策的效用。[结果]直接影响农户土地转出的因素包括非农就业、非农收入、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条件和土地资源禀赋等,农民获得的土地流转补贴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非常小,对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起不到显著促进作用。[结论]因此,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必须把土地流转补贴等财政扶持资金转移到基本生产设施的建设上,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转入积极性;通过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增加非农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从而增强农民转出土地的积极性。     

农内因素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农户风险分散的视角,构建了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决策模型,分析了农户非农就业与务农收益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农户非农就业与反映农户生产、家庭和农业政策特征等解释变量之间的Tobit模型对江西省591户稻农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风险规避型农户,农业收入对其非农就业影响呈负相关关系;政府农业技术服务也与农户非农就业呈反向相关...     

非农就业是否必然导致农地流转——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理论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户兼业化的解释

从农户家庭决策的角度分析,家庭决策的基础是尽可能地利用家庭内部成员的分工优势,使家庭收益最大化。当非农就业机会出现后,农户是否流转土地及其家庭经营特征取决于家庭拥有的初始土地资源、家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农业与非农业的综合比较利益等。结果可能是：尽管存在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但并不发生土地流转,农户经营兼业化。在当今中国,由于农户人均及户均土地资源有限、农户有着足够的农业劳动能力、农业经营有着相对较高的综合比较利益等,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农户决策的结果是：部分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家庭成员内部分工,农户经营兼业化。     

非农就业对农户农地价值预期的影响研究——来自CHFS的实证分析

目的 在我国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转移进程不断加深背景下,非农就业活动改变了农户家庭与农地之间的依附关系,研究非农就业活动对农户农地价值预期的影响,既有助于理解农地价值形成机理,又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以耕地作为农地的代表,采用OLS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农地价值预期的影响。结果 非农就业并未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减少耕地要素投入,相反非农就业增强了土地替代要素的投入、激发了农户农转非的资本积累需求,从而导致农户提高了农地的价值预期。结论 （1）我国农户的非农就业转移并未完成,亟需创新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2）农地依旧是农户生存的重要保证,需积极支撑或培育专业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智能化农业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弥补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加快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土地托管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安徽山东的实证分析

基于安徽、山东各区县的596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文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了土地托管对于作为土地托管委托方的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托管可以显著提高委托方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其中，农业收入的提高是通过增加亩均粮食产出和降低农资及生产服务价格实现，非农业收入的提高是因为土地托管能够有效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应进一步增加对该模式的推广及政策支持、有效防范土地托管经营风险和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