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的证据

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数据,从供应商配置与存货角度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增加企业存货,多元的供应源与充足的存货储备有助于抵御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塑造供应链韧性。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管控能力和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外部交易成本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打造供应链韧性的效果更显著;同时,数字化的稳链作用更多体现在面临外部信息约束较高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使进口供应链多元化,分散进口供应链风险。本文的研究为推进数字技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来自COVID-19的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寻求突破的一项重要变革。以新冠疫情为自然实验,基于201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所遭受的负面影响要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现金流压力、提升运营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三个方面有效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疫情严重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制造业的机制验证

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基于2013—2020年的行业实践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绩效,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机制路径为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各个环节的成本效应、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效应等来提升制造业的企业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存贷双高”异象——来自文本解读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债股双雷现象频发,一些拥有高额现金和短期债务即“存贷双高”的企业频频违约引发担忧。如何治理该类经济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存贷双高”异象的影响及传导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治理效果差异性的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存贷双高”异象,且大数据技术转型对“存贷双高”现象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长期贷款、融资约束和财务不稳定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存贷双高”异象关系的重要传导中介。异质性研究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存贷双高”异象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有益地补充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和政府制定数字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数字化转型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点,以缓解企业税负为目标的政府减税激励能否助力数字化转型值得研究。精准识别减税激励政策作用对象是在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积极发挥减税激励效果的现实选择,也是全面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如何实现减税效果最大化并带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借助2008—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企业供应链数据,研究发现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显著促进了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上游企业减税激励对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不明显,这主要与上下游企业垄断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有关。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不仅导致对其自身经营绩效的优化,而且通过供应链传导带动中游企业现金流优化与规模扩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内部数据共享,使中游企业拥有充裕的资金进行数字化相关的人力资本升级与投资。上游企业由于垄断能力较强导致传导效果受阻,无法实现类似下游企业减税激励溢出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为更好选取减税激励政策的作用对象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市场化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和保障。采用世界银行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将促使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具体表现为：提高员工招聘的教育程度要求、增加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比例以及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进一步分析表明,研发创新和质量认证是促进数字化转型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同信息化水平的数字化转型企业虽然都将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注重员工的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主要是开展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此外,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扭曲问题、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当管制、加强劳动力市场化建设等政策措施,具有推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产权、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述公司的审计师发生变更的概率要低于非重述公司,但如果重述公司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师变更的概率会上升;在非国有企业中,未发现重述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对国有企业来说,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类型之间无显著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财务重述公司更容易将事务所变更为小所,如果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这种倾向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之间存在"审计合谋",这一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更为严重。     

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与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后续绩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并非由单一条件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联动的结果;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类,可以归纳为3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协同型、机会感知型;环境驱动型与机会感知型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内外协同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结论不仅可以从组态视角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而且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本文将为这一判断提供初步的微观证据。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7—0.09,且行业间差别大,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