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银行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再研究——基于两阶段网络方向性距离SBM模型的实证分析

现有文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银行业的效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大多没有考虑银行业效率评价的网络结构,也较少考虑银行业的非期望产出,从而其估计结果颇受质疑.文章利用中国16家上市银行2004-2012年的数据,将银行业的生产看成是一个两阶段网络生产过程,并考虑了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作为非期望产出时的弱可处置性问题,运用两阶段网络方向性距离松弛的数据包络模型进行了系统的测量研究.分析表明,国有银行的效率仍然偏低,各家银行都存在非效率现象,但效率变化呈现出一种倒U形变化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银行业的效率有显著提高;银行业效率评价方法的选择对实证结果非常重要,未考虑与考虑松弛作用时的估计结果有很大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业的整体业绩变好,这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得益于2003年以来推行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所产生的硬约束效应.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影响银行业非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银行业内部因素对非效率项的影响显著.     

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基于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模型

本文运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对我国商业银行2004—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投入变量有显著的影响,传统的Malmquist方法高估了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以及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我国银行业在2004—2008年间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这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银行业整体生产率大幅度下降,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要小于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     

金融科技与影子银行业务关系——基于委托贷款的经验数据研究

影子银行是中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变化的催化剂,受到全球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金融科技增长对中国委托贷款规模增量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同样为国民经济的结构性优化提供了臂助.文章基于2013-2018年间省际经验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委托贷款规模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在控制了其他潜在可能影响影子银行规模的诸多因素的前提下.融资隐蔽性为影子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天然屏障,而银行急切凭借金融创新机制舒缓经营压力的做法同样可能催生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     

金融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企业赋能,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科技之间存在“U”型的关系。区域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金融科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金融经济与微观实体经济的融合,而且对中国金融科技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和三阶段Malmquist模型

该文运用投入为导向的三阶段DEA模型和三阶段Malmquist模型对我国29个省份2011-2015年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自主权、农村贫困程度、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环境因素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显著影响;在剥离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后,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均值整体呈改善态势,且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区域格局。因此,应当注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同步提高;重视环境因素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加强区域间的相互借鉴与合作,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影响研究

在科技创新的不断冲击下,金融科技的出现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金融科技却呈现出相反的走势,因此,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具体原因,进而说明金融科技在商业银行发展中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提出金融科技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具有利润效应风险管理效应和转型效应的基本假设。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金融科技的应用对中国部分商业银行具有风险管理效应和转型效应。最后,根据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银行区际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银行区际竞争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有效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以区际银行竞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挤出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削弱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后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地区的技术效率,数字金融在高生产率、普通城市、低产业结构以及数字金融元年之后对各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大。     

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基于三阶段 Malmquist 指数方法

运用三阶段 Malmquist 指数方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2002-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传统的 Malmquist 方法高估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及技术效率指数,运用三阶段 Malmquist 指数模型,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之后,我国高技术产业在2002-201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行业企业数和政府资助促进了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增长,而 GDP 和科技机构数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效应

区域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发展对促进区域知识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际截面数据,对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报告了两者之间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通过采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方法,进行了相关统计调查,反映了我国各省市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程度普遍偏低的问题,取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耦合协调度差距较为明显,大部分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技术创新水平的研究成果,给出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开发、通过区域相互交流,促进技术转移和扩散,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以及在不断健全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下,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和适当引导等相关建议。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要向集约型方向发展,就得使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不只是技术的发展水平,还包括技术的使用效率。只有高的技术效率,才能使提高的技术水平、增长的要素投入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飞速增长。利用隐性变量法和HP滤波方法,测算了我国1979-2007年的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技术效率的提高率较低,而且技术效率的提高率同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财政支持效率评价

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财政支持效率评价作为突破口,研究了我国科技重大专项管理路径。分析重大专项财政投入现状发现,资金使用情况良好,支出结构基本合理,多元化投入机制逐渐建立,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同时,通过DEA和Malmquist模型评估了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值和动态效率值,结果表明,财政支持重大专项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没有实现最优。但是,通过技术创新、资源配置、规模效率等途径优化重大专项管理的效果已初步显现。效率较为低下的表象为科研活动价值补偿不足,制约因素包括：事权缺乏清晰界定且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组织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实施模式缺乏清晰判断。最后,提出了建议,包括不断完善重大专项财政投入及其管理、匹配科技重大专项事权与支出责任、健全重大专项实施机制、优化管理架构。     

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 ——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比分析

以技术创新阶段细分为研究基点,利用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技术研发阶段和创新市场化阶段不同金融发展模式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创新增量方面,银行体系发展对创新产出的正向激励效应显著优于股票市场发展,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在创新增效方面,股票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激励效应尤为显著,银行体系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抑制效应,造成较大程度的技术效率损失。结果表明,技术创新量高多产、提质增效依赖于金融结构持续优化和金融发展模式优势互补。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基于金融发展质量的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而金融发展涉及的是金融质量的提高,因此,金融发展的质量便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已有的金融和经济增长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金融体系的规模,很少涉及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金融中介质量调节。本文运用我国中部、东部、西部部分地区经济和金融中介发展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银行效率评价,提出了对经济增长存在巨大影响的金融中介调节质量的方法。本文的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质量调节的改善促进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代理的成本,增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成本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出口信用联动机制定量研究

文章利用1978年至2004年的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方法构建并拟合了包含6个子模块、25个方程和43个变量的"出口信用对国民经济贡献的联立方程模型"。利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仿真研究后的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信用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较好的贡献度,具体而言,如果进出口银行贷款余额增加1亿元,将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2亿元,税收总额增长0.48亿元,就业人数增加2190人。     

科技金融政策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来自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以北京市科技企业为调查对象,对科技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各分项政策效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财政补贴、金融监管、服务平台、税收优惠、科技保险、风险投资、科技担保、科技信贷政策;政策资源配置在不同产权类型、注册资本、行业类型、员工规模、资质类型、成立年限和年营业收入之间的均衡程度不同;政策激励偏重于创业明朗期和成熟期实力雄厚的企业、区级高技术企业以及国家战略扶持或市场需求较强行业,对创业危险期和成长转型期企业、市级高技术企业、风险较高行业激励性较弱。因此,建议政策优化时处理好以下关系：助强与扶弱、需求与供给、优先与平衡、创业与后劲、管制与放开、独立与协同。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