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根本途径,厘清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渠道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以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用能权交易制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依企业所属行业和所有权性质不同而不同。究其原因,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研发人员、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自主研发、 技术溢出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10—2014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受国内自主研发及国际技术溢出两方面影响.在国内自主研发过程中,研发资金投入、IFDI技术溢出以及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OFDI逆向技术溢出、 贸易溢出渠道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存在负向影响,但是贸易溢出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发现,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水平高于一定门槛值时,研发资金投入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会显著增加.因此,遵循"十三五"期间"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整合协调资源、 环境和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各省份不仅要合理增加自主研发资金投入,更要均衡考虑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以实现我国技术创新的绿色转型.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人工智能能否赋能区域技术创新——创新环境的中介效应

为探究人工智能是否对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具有赋能效应,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人工智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创新环境的中介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能够显著赋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创新环境在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人工智能有助于优化创新环境,聚集人才并吸引投资,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越密集的地区,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越明显,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对于3种不同创新类型,人工智能均表现出显著促进效应,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促进作用呈现由低到高的特点。非线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整体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     

用能权交易会诱发绿色创新吗？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7年用能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用能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用能权交易政策显著诱发了试点地区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创新,而非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创新。②该政策的诱发效应在非国有或迁移成本高或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更为强烈。该结论意味着在建立全国统一的用能权交易市场的同时,还需进一步精准定位用能企业性质,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用能权交易配套政策。     

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对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环境进行了界定,阐明了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环境评价的意义,构建了由绿色法制环境、绿色经济环境、绿色金融环境和绿色人文环境四个方面组成的有效的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遵循成本效应及创新补偿效应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并以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这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模仿型技术创新和原创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出类似V形的关系。此外,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在以研发投入为机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时发现,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也呈现类似的V形特征。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遵循成本效应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一定的门槛后,创新补偿效应才占主导地位。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本文针对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从污染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考察了绿色制造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而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及路径。主要结论是：(1)绿色制造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2)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重度污染制造业行业绿色发展作用更明显；(3)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节能减排效应、能源结构优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效应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鼓励制造业进行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并采取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大能源结构优化力度，促进高效、低碳型能源制造业体系建设；完善绿色制造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绿色制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发展，形成以绿色知识、绿色制造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

基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视角,以我国30个省区2003-2011年的数据资料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论环境规制变量是否受到内生性影响,其对技术开发、技术转化、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都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将30个省区划分为东、中、西部时,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策建议是进一步促进环境规制对“创新补偿”诱导作用的发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生产率的“双赢”。     

不同技术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在绿色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基于2011-2017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增长作为中国工业增长的衡量标准，借助EBM模型构建“工业绿色增长指数”以测算分行业绿色增长水平，进而运用GMM两步迭代法检验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过程中，不同创新形式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均有激励作用，但对工艺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但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两种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略大。这表明，产品创新是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实现工业绿色增长的最佳战略选择。研究结论不仅解锁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中间过程机制，同时也对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选择创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