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转变的同时,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选取2012—2021年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国家样本数据,从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三重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要素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重要途径;(3)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行业生命周期和目的国(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可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全球数字贸易市场的特征与演进分析

数字贸易依托互联网的开放性、数字性、虚拟性、平台性、高效性、便捷性,不断向传统贸易领域延伸、扩展、融合,数字贸易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基本、最重要的贸易方式。数字贸易市场随着数字贸易的开展而形成,随着数字贸易标的、规模、结构的扩大与变化而表现出演进趋势。理解并把握数字贸易市场的特征与演进动因、趋势,有利于我国更好的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我国数字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     

数字平台金融生态系统的网络赋能与价值共创——基于蚂蚁集团动态共演逻辑

平台经济聚焦数字平台及其生态系统,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又发挥着驱动实体经济成长的基本功能。本文将数字平台生态观与社会网络理论对话,纵向剖析蚂蚁集团数字平台金融生态系统的网络赋能、价值共创及两者关系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平台金融生态系统以平台网络为价值共创的赋能基础,网络赋能促进价值共创,反推新一轮网络赋能,遵循“平台网络Ⅰ-网络赋能-共创价值输出-平台网络Ⅱ-网络赋能优化”路径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正反馈循环,共同作用于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本文深化了数字平台金融生态演进背后阶段化、连续性的赋能机理研究,对数字金融平台充分发展和赋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向而行、深度融合”具有启示意义。     

首届中国科技金融年会

正中国·成都2014年10月18—19日科技金融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科技创新活动与金融资源配置之间形成的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的系统性、整体性制度安排,其对于我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一系列科技金融政策的陆续颁布、科技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科技金融实践的日益创新,科技金融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学科体系正在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注。为进一步增进中国科技金融政策制定者、学术领域和实际业务界之间的交流,促进中国科技金融政策、理论     

数字平台企业的组织身份对金融资源获取的影响研究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平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组织身份对其金融资源获取的影响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本文选取了61家赴美IPO的数字平台企业，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通过领域维度和角色维度的联动探究获取较高金融资源的组织身份路径。研究表明：存在四条身份路径可支撑数字平台企业获取较高的金融资源，具体可归纳为组织领域双导向的既定领导者身份与组织领域多导向的潜在领导者身份两种模式。其中，数字技术导向与非潜在竞争者为其共同的核心条件。结合现有理论解释和经典案例分析，本文提出了三个研究命题，为数字平台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提供理论支撑，助力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研究的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

文章以1994-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516篇核心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明确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并在可视化基础上对数字经济研究进行综述.研究结论认为,数字经济自1994年起经历了20年的缓慢增长期后,从2014年开始进入爆发期,但目前缺乏核心研究力量群;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以"数字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三词为中心向外发散,共有11个聚类,数据资产和金融支持双创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最后文章对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内容从数字经济的内涵与测度、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及数字经济的治理问题四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未来数字经济理论的深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研究

数字全球价值链作为数字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度应用，既是数字贸易概念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延伸，也是国际分工对象与国际分工方式数字化的重要表现，为经济韧性增强注入新动能。为揭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先从理论层面展开系统论述，然后采用2011—2020年190个国家与经济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直接促进经济韧性增强，也能通过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集聚水平、创新能力间接促进经济韧性增强。（2）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促进经济韧性增强的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积极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高质量人力资本供给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出口韧性吗

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局势紧张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数字经济逆势而上,在贸易领域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基于中国城市和海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出口韧性二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出口韧性,且后续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因城市区位和政府治理效能、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风险而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贸易成本、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增强城市创业活力进而增强城市出口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平抑风险并持续提升城市出口韧性水平。本文厘清了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贸易“稳中求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来自真实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短视行为是学术界和管理实践关注的焦点。数字经济究竟对管理层短视行为有何种影响尚无明确结论。本文以表征公司短视行为的核心变量真实盈余管理为研究情境,检验数字经济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缓解了管理层短视行为。中介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路径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显示,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数字经济越能在信息流传递层面“精准施治”,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的效果越显著。本研究明晰了数字经济对微观公司治理领域的影响,为解决管理层短视行为,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启示。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高效优质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资源的关键抓手，能够有力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贸易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贸易能够有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且这种影响受到市场开放度的调节；此外，从数字贸易各维度看，其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是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和物流业升级对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三是空间回归表明某一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贸易能够有效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对西部地区虽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数字贸易各维度中，数字技术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业化贸易在东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有助于理清数字贸易和贸易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及作用机制，为我国通过发展数字贸易进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为政策决策提供建议。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2021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复苏的一年，呈现出“前高后低”、“结构分化”和“压力加剧”的特征。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总体稳定、外资外贸的景气持续、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向好以及全面小康目标的顺利完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期间的持续复苏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极端天气的出现、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常态化、房地产和碳减排等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同步实施、金融风险的控制以及平台整顿引发的社会舆情变化，使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自2021年第二季度起持续上扬，经济复苏进程有所放缓，负向产出缺口有所扩大，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放大。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一方面，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部分延续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极大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依然面临许多挑战。     

Promoting the Role of RCEP in Boos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s the largest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has made provision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gional trade cooperation, data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rovid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with its functions of optimizing factor resource allocation, accelera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value chains, and pushing close collab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research consists of mechanism analysis, risk assessmen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irst, it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RCEP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dual-circulation of digital industry, spatial coope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tariff guarantee, and explores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provisions of the RCEP agreement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econd, it interprets the digital rules from the intention of digital rules, domestic knowledge legislation background of the part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reg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agreement,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that RCEP brings to China.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with RCEP.     

数字贸易对中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数字贸易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考察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显著推动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揭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门槛分析显示数字贸易水平越高,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越强。空间溢出检验发现,本地数字贸易发展对邻地就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中,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就业比对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更全面地考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创新与进一步发展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产生发展是市场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要求与结果,具有其积极的理论创新意义。但由于理论渊源上的原因,使得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制度分析上的不足和欠缺延伸并体现在我国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上。我国公共财政理论需要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公共财政学的制度既定观,以进一步推进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     

辽宁省新能源产业现状及政策研究

在今后15年左右,太阳能热水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地热供暖/发电,生物质能利用技术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挑战传统能源的地位。在国民经济中,新能源产业将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新能源产业已成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重点目标,对我国低碳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从新能源储量、制造业基础、能源及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四个方面论述了辽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必然性。通过对辽宁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辽宁省新能源产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研发费用不足导致的技术力量薄弱,产业政策缺乏竞争力、地方财政难以承载国家产业政策上。根据辽宁省发展阶段的特点,对新能源产业政策提出建议并规划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把辽宁省新能源产业建成在国际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以及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 in East Asia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mid-1997 has increased interest in policies to achieve greater regional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t has renewed calls for greater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cooperation. A country's suitability to join a monetary union depends, inter alia, on the trade intensit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with other potential members of the monetary union. However, these two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 are endogenous. Theoretically,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trade integration (after the elimination of exchange fluctuations among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on the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is ambiguous. Reduction in trade barriers can potentially increase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by country and therefore resulting in more asymmetry business cycles from industry-specific shocks. On the other hand, increased trade integration may result in more highly correlated business cycles due to common demand shocks or intra-industry trade. If the second hypothesis is empirically verified, policy makers have little to worry about the region being unsynchronized in their business cycles as the business cycles will become more synchronized after the monetary union is formed.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for East Asian economies using a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approach. The dynamic panel approach improves on previous efforts to examine the business cycle correlations — trade link using panel procedures, which control for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of all explanatory variabl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n how trade, finance and sectoral specialization have effects on the size of common shocks among countries, potential policies that can help East Asian countries move closer toward a regional currency arrangement can be sugges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re exists scope for East Asia to form a monetary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