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体性视阈下的集体--兼论农民主体性的出路

在考察了虚假集体的含义、形式和阶段后，探讨了真实集体存在的经济、政治、意识条件，以给予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应有的定位。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我国，宗族家族势力和宗族家庭观念在广大农村仍然持续顽强影响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血缘向物缘的过渡，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农民组织形式从血缘组织向物缘组织的过渡并朝着自由人联合体方向前进，因而新的组织将具有血缘性、物缘性和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方向发展等多种属性，且新集体的出现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     

主体性视域下的新型农民

拥有真正的主体性,这是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本质区别。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是一种主体性活动,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如何培养新型农民、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笔者认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觉醒其主体意识,培养其主体能力,体现其主体价值,发挥其主体作用。     

重塑农民主体性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

该文从农民主体性角度出发,揭示当前农民因缺乏必要的主体性条件而构成了破解"三农"问题的瓶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破解"三农"就需重塑农民主体性。其对策为:通过土地确权使农民获得经济主体性,扩大农民参政能力提高其政治主体性,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以增强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夯实农村文化教育以提高农民素质。     

论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

19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而试图代之以政社分离的全新体制,但事实却是有政无社,集体经济组织至今没有得以普遍建立。农民集体在形式上还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组织——以村委会为代表的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从而使得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在事实上兼具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双重属性。但这并不妨碍对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的分析和认定。从社会实证和规范实证的角度看,农民集体具有社会组织的团体性和法律主体的人格性,也具备独立的责任能力,即集体成员并不为农民集体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农民集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对此,我国未来的民事立法应予以明文确认。     

从传统中走来的现代农民——兼论新农村视阈下的新农民角色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对于“农民”这一称谓及其由此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里的形象与地位,尽管在时空界限下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依然在不同程度上留有传统的印迹。但在全国上下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培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民,就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努力解决的几个极其重大的现实问题之一。具有主体地位、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形象,应是新农村视阈下现代农民的身份标签。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性研究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力量，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体性是新形势下农民的基本特征，是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基本区别。从人的主体性的涵义及特点，回顾了我国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唤醒农民主体意识、扩大县域农业发展自主权、保障农民参政的主体权利、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五个方面论述了实现农民自主性的对策问题。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分析——基于对河北农村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民主体性缺失是造成当前乡村治理工作难以推进的主要瓶颈.现阶段,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缺失主要表现为农民主体地位被政府取代、政府施政行为缺少民意沟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缺失、农民在权利享有和国民待遇方面的制度性歧视.深刻剖析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深层原因,摆正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满足农民合理需求,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素质教育培训,不断激发农民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是增强农民主体性、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     

和谐社会视阈下农民价值观变迁研究

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当代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民价值观也出现了去传统的态势.但由于过去文化传统与政治功能的完整性,农民的价值标准与行为选择滞后于农村的社会变革,使得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农民价值观呈现出重叠性.     

论哲学阐释学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

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应该得到重视。文章以哲学阐释学为理论框架,以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三大思想作为主要理论原则,分析了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解释者的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论农民市民化及其主体素质

我国的农民市民化是受阻农民突破环境障碍取得平等地位的过程,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市民的过程,是主体农民创造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过程。主体性是与主体地位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农民的主体性需要得到尊重。主体素质与主体性具有必然的联系,优化素质结构对于农民的主体作用意义重大。当前市民化的最大难点不是外界的责任担当,而是农民自身素质结构的优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障问题

目前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不明确,导致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处于被动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本文从产权制度、流转主体、收益分配等方面分析农村土地流转乱象,并从农民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提出改革和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对策。     

农民主体性建设：一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的分析框架

“利益-效能-信任”的分析视角下,基于对G市、Z市和H市的实地考察,研究发现,“美丽乡村建设-美丽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中的利益断链和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权利保障中的治理失效,形塑了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而利益断链、治理失效和社会转型之下的信任式微相互作用与确认,使得农民信念维系在低水平的利他性期望和制度化规则无法得到共同遵守之上,由此构成农民村治参与不足的内生基础。打破农民关于村治参与行为和信念的低水平均衡、强化农民主体性建设,需要以系统推进理念弥合利益断链、以行政嵌入自治促进效能再生,同时以制度信任为起点推动信任重塑,实现利益、效能和信任的整体再塑造。     

再论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根本出路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何促进农业腾飞,加快农民致富步伐,全面振兴农村经济?很明显,不重视和发展农业不行。但是,单靠农业也不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在稳定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发展农业、富裕农民、振兴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     

征地过程中“村集体”与农民土地权配置分析

城镇化过程的加快,造成征地现象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失地的困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资料,拥有土地并且经营土地获得收益,是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实际征地过程中,征地补偿款经过多层次分配才到达农民,农民土地收益遭受多方侵蚀。本文基于现有征地补偿状况,对“村集体”侵害农民土地收益进行了分析,指出土地权在“村集体”与农民之间合理分配是保障农民土地利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土地权利用效率的重要方式。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

提高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是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是现有的一些增收措施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提出,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非农化,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持续增收的困境与出路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蔓延,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的冲击也不断显现,农民持续增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正确认识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农民持续增收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对于有效破解"三农"问题,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学生主体性的失落与回归

学生主体性失落问题由来已久,尽管理论上有所关注,实践上多有探索,但收效甚微,在某些学校、某些课堂甚至没有收效。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立足莘莘学子的角度,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教育教学问题!     

为托克维尔“减负”——兼论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研究的中国主体性问题

后冷战时期的诸多论者致力于将托克维尔的“大革命进一步加强了‘旧制度’业已推进的‘中央集权’”这一论断,“移植”到20世纪中国的语境之中。这一尝试忽略了两个国家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在托克维尔的视野中,中国居于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类似的位置,而被殖民者如何争取托克维尔式的自由,恰恰构成托克维尔思想的“薄弱环节”。托克维尔对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不同态度,与其贵族色彩强烈的“自由”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中国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的自觉,不仅是重新理解托克维尔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当性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对殖民主义的否定之上,深入反思殖民主义对于近代西方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传统的塑造,有助于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中真正落实中国主体性,实现“自建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