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FDI对吉林省技术进步效应的因素及对策分析

FDI是吉林省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吉林省必须充分重视FDI的技术进步效应，尽可能地减少其制约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FDI的技术进步效应来提升技术水平。     

FDI利用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外资利用，特别是FDI的利用取得了较大的经济绩效，但也一定程度地危及到我国的经济安全，由于FDI的利用，致使大量外资流入，同时进入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具有巨额的外贸逆差，导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脆弱，伴随FDI利用规模的扩大，其利润汇出规模也日益扩大，因此，FDI利用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我国的金融安全，FDI凭借其强大的资本与技术优势在股权，技术、市场，品牌四个方面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而影响了我国的产业安全，由于FDI对我国金融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影响，因而一定程度地降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稳定性，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FDI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动态计量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FDI）都取得了巨大的增长。本文运用协整理论，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动态分析，定量说明FDI对GDP增长推动作用大小及效率。     

FDI对我国东部地区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基于GMM和SYS-GMM分析方法

FDI对于我国就业的创造作用一直是我国吸引FDI的一个原因。本文以我国东部地区8个省市作为横截面单元，利用各横截面单元1988—2005年的样本组成面板数据，进而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且分别以G／VIM和SYS—GMM估计方法来考察FDI对我国东部地区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我国东部地区而言，FDI对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     

市场需求和中国工业行业FDI流入

本文研究中国工业行业的市场需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该行业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工业行业 2003～2014年度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行业市场需求规模促进了FDI的流入，在外资集聚度较高的行业，该种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考虑了FDI的动态效应后，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惯性”，前期FDI的流入会促进新的FDI流入。估计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各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我国FDI的利用及其金融风险分析

目前我国外资利用的主要形式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其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而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构成，并导致我国经常项目的对外偿付能力较低，资本项目承受FDI利润汇出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FDI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而使我国面临较大的外汇风险。     

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FDI流量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对于资本不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FDI是促进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这些国家，由于其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影响了跨国公司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量，针对这一问题，采取政府—跨国企业合资的引资方式，能够消除这一消极影响，推动东道国FDI流入。     

全球化工投资重心东移

据位于布鲁塞尔的IBM-Plant Location International公司（简称“IBM”）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吸引了全球化学和制药业最多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项目，约占据全球该行业FDI项目数量的27％，比去年同期的24％增长了3个百分点；美国位居该排行榜的第二位，约占据全球该行业FDI项目数量的12％，与去年同期持平；印度位居该排行榜的第三位，约占6％的份额，比去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欧洲占据了全球化学和制药业FDI项目数量的23％，比去年同期下降3个百分点，其中捷克以占欧洲化工业FDI项目数量的10％的比例取代德国，首次成为欧洲最大的FDI项目的目的地，德国所占的比例为8％。     

FDI的地区聚集及其空间演化--以江苏为例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空间分布上有特定的规律，形成地区性聚集是绝大多数外资企业的归宿。在聚集的空间演化过程中，FDI呈现出扩散和聚集的不同历史特征。本文以江苏省FDI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分析FDI聚集过程的空间演化模式。加总的数据分析显示，FDI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随机扩散—扩散向聚集转化—聚集的三个演化阶段；行业层面的进一步考察显示，传统行业由最初的聚集逐渐向扩散演化，而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聚集演化。回归分析证明，成本因素、聚集经济的外部性和路径依赖作用在空间演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关系的 实证研究：1985～2008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中国1985～2008年的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服务业 FDI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一个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也存在 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基于检验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研究

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将其分解成技术进步指标与技术效率指标，利用脉冲反应函数和Geweke分解检验分别动态模拟FDI对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两种渠道的影响程度，以及FDI与两者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溢出机制主要是通过对技术效率的提升表征出来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我国利用FDI的有效选择与合理引导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FDI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增长.FDI成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FDI接受国之一,2003年中国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FDI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FDI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现,本文在肯定FDI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的同时,针对目前我国利用FDI的不足,强调了FDI的有效选择和合理引导是充分利用FDI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速度、规模存量与区域创新效率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 2000～2017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进入速度、 规模存量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FDI 规模存量负向影响区域创新效率,FDI 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FDI 规模存量双重门槛效应, 当FDI规模存量低于门槛值 时,FDI 进入速度加快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当FDI 规模存量超越临界水平时,FDI 进入速度加 快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由正转为负。 在FDI 规模存量约束下,FDI 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还表 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东部地区FDI 规模存量高, 呈现 “U” 型非线性影响, 中部地区随着FDI 规模存 量的增加, 呈倒 “U” 型特征, 而西部地区FDI 规模存量较低, 外资进入速度的加快会长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我国的融资本地化动因研究

迄今为止,大量关于FDI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FDI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关系,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流向及其风险研究,很少有文献论及到FDI融资本地化问题,以及FDI融资本地化所引起的东道国经济系统,尤其是金融系统的安全隐患.本文依据中国的逻辑证据揭示FDI融资本地化对其路径依赖所导致的我国金融安全风险积聚,并提出处理FDI融资本地化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空间溢出及门槛特征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强度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FDI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结果表明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积聚特征,同时FDI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显著,且在各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此外,FDI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具有门槛特征。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强度跨过门槛值时,FDI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会呈现出下降趋势。     

FDI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 2001～2015 年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FDI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无论分地区还是分维度， FDI 都显著推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和维度差异。 基于我国城镇化现状， 本文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引资政策， 强化地区吸收能力， 兼顾各维度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     

FDI企业对我国私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FDI企业与我国私营企业2003～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FDI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率都高于我国私营企业。说明FDI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要强于我国私营企业。其主要原因是FDI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对我国私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 FDI企业主要通过科技创新能力、市场集中度及分工地位对我国私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与FDI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投资地区和投资类型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正U型影响;最低工资上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FDI的流入规模。在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倒U型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正U型影响。最低工资上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FDI的流入规模;而对技术密集型FDI的流入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中国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人才发展战略以及“引进来”战略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与河南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很多研究表明,FDI(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FDI的增长对GDP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搜集了河南省从1985年—2005年的GDP和FDI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另外一个方面论证河南省GDP的增长对FDI的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的互动关系研究

结合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分布的现状,以产业竞争力为关键切入点,逐次分析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以及FDI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路径,并以日企在苏州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为例,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外资分布也较多;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成长阶段,FDI的进入对于产业集聚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该产业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吸引了FDI的进入,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之间通过产业竞争力这一间接导体产生了一种"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