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处理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基于2001-2009年30个省市的数据,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以及政府促进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1998-2004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综合简化型模型,研究了3种大气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在3种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二氧化硫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N型曲线,与多数研究结果不相符;同时,第二产业比重、经济增长速度、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政策强度四个解释变量总体上对3个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具有显著影响,并包含明确的政策含义.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

本文运用1996-200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就本文选取的部分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二氧化硫排放)而言,也存在以相对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越过环境倒U型曲线转折点的可能.并且,包括人口规模、技术进步、环保政策、贸易开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在内的污染控制变量分别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起着重要影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再研究——基于政府管制的视角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揭示了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关系.本文以我国大气污染物为研究对象,运用200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EKC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当前我国污染物排放与收入增长呈同步上升趋势而非倒U关系,国内学者认为存在倒U关系的原因在于误用了污染物排放数据;运用考虑了政府环境管制的污染物公布排放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倒U型关系存在,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环境政策的结果.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显著影响,因此为了改善环境质量,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并执行更严格有效的环境政策.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构造了反映中国工业实际情况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探究了2003~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特性及可能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整体上趋于污染型、粗放型,且各地区之间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逐步拉大;环境规制强度和全国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倒"U"型走势关系,全国与三大地区目前尚处于该倒"U"型曲线的左侧;外资因素、技术水平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资本深化、能源结构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形成阻碍作用,产权制度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分地区而异。     

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构建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综合性的政策量化分析框架，从政策属性、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3个维度对我国1985—2015年制定的198条环境规制科技政策进行量化研究。基于政策评估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从环保科技进步效果和经济增长效应两个维度对环境规制科技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政策工具协同对环保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方向性差异。为此，进一步讨论了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工具及工具协同的政策有效性评估结果，可为我国环境规制科技政策的完善和有效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地区碳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碳生产率,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碳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亦得到了验证.当前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环境规制依据,利用2006—2015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也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现阶段环境规制确实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但是一旦达到拐点处,便会进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新阶段。由此提出建立健全环境规制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实行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方式、完善环境规制的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会分别增加0.17%和0.07%.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改变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两种途径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动态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通过引入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对经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因素,并可用于比较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分析框架,以此来研究环境税、排污许可证和排放强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和环境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活动有抑制作用,在经济波动时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其中排放强度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环境收益最为明显,排污许可证政策对环境质量提升作用最小,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最小,“自动稳定器”作用也最为显著;同时,企业单位排放强度的降低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而政府环保投入转化率的提高,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     

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逐渐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因此,环境规制政策在这一情境下显得更加重要。论文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影响路径,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高污染企业创新投入都在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了经济增长;(2)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现阶段环境规制促进了经济增长;(3)加入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后发现,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减小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分析得出,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要避免出现快速"去工业化"的现象,经济发展依然要依托制造业的坚实发展等。     

环境规制、FDI与陕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经济增长、FDI、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是FDI的格兰杰因,经济增长是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因;环境规制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产生长期正向影响;FDI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FDI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脉冲效果越来越小,而环境规制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环境规制与双边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1990～2013年中国与东盟的数据

构建经济增长水平差异指标、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指标以及双边贸易水平差异指标,利用1990~2013年中国与东盟六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与双边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东盟以及加强环境规制确实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在中国出口东盟以及自身的环境保护中,仍然存在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需要加强政治互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及适度转型商品贸易间的竞争,向互补性转变。同时,需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从而更加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我国主要工业省市的环境-经济综合效率——基于SBM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松弛的SBM模型可综合评价决策单元的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运用改进的SBM模型对我国主要工业省市环境经济效率及其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测算的结果表明,主要工业省市环境与经济效率整体较低且稳中趋降,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损失则在上升,说明这些省市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仍然粗放。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有区别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减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