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股权价值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价值的影响。本文首次提出了配股的“再分配效应”——配股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中的搭便车现象”——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本文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一些重要实证现象。     

股权融资偏好与大股东剥削

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并不能有效的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这一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股权融资偏好,而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以及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大股东越偏好股权融资;进一步的研究也发现,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以及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大股东在公司配股决策中所认购的比例越低。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动因源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剥削的新论点。     

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股权价值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价值的影响。本文首次提出了配股的“再分配效应”——配股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中的搭便车现象”——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本文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一些重要实证现象。     

大股东在SEO中的认购行为与恶性增资

文章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在增发或配股(SEO)中的认购行为选择对恶性增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无论大股东是否参加SEO认购,上市公司都存在恶性增资倾向。但是,与大股东全部参加认购相比,大股东全部和部分放弃认购均加重了上市公司恶性增资倾向。其中,大股东全部放弃认购的恶性增资倾向最大,部分放弃认购次之。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大股东的认购行为选择,并为监督和规范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提供了实证支持。     

从配股看治理结构

<正> 配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否配股、如何配股,是关系到各股东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但是,由于中国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造成“同股同权同利”丧失其事实基础;而非流通股由于过于集中,往往处于相对控股甚至绝对控股。导致在决策时容易产生“一股独大”的现象,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文希望通过对上市公司配股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研究的样本是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10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且审议有关配股议案的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银广夏),共计99家。资料来源是各公司发布的公告。     

股权分置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配股或者增发新股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剥削”,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宣告配股或者增发新股时,上市公司的股价会下跌,即公司会出现负的异常回报率,且公司的异常回报率随着配股或者增发新股前非流通股比例的增大而减少;上市公司宣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由于不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剥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市场绩效不会明显的下降,因此,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市场绩效要好于配股和增发新股;只有当非流通股股东看好上市公司时,非流通股股东才会参与配股,配股的市场绩效要好于增发新股;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上述结论。     

效率促进还是掏空——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效应研究

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份,理论上存在效率促进和掏空两种动机。本文实证发现,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比率和市场公告效应显著正相关。这一正向市场公告效应是由大股东资产认购而不是股份增持或现金融资造成的。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定向增发完成后一年股票收益率和公司会计绩效变动,为大股东资产认购参与定向增发具有显著的效率促进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这一研究为企业集团通过内部资产重组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持,同时也对定向增发宣告效应提出了新的解释。     

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我国资本市场 1 998— 2 0 0 1年间发生的 41 6起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非上市公司事件为研究样本 ,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或掏空动机对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 ,当公司具有配股或避亏动机时进行的购并活动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 ,而无保资格之忧时进行的并购活动目的在于掏空资产 ,会损害公司的价值 ,但掏空行为对公司的会计业绩却没有显著影响。     

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来自中国非流通股转让市场的研究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文献表明,公司的控股股东一般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从中获取种种隐性收益。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中,控股股份与非控股股份在转让价格上的差异,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水平约为流通股市价的4％,相当于非控股股东的非流通股转让价格的28％。研究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越强,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高;而公司流通股规模越大,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低。同时,公司负债并不能成为约束大股东掠夺行为的有效工具。     

上市公司配股与大股东资源侵占——基于大股东占款的经验证据

笔者结合我国上市公司配股制度,以1998年~2003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配股与大股东资源侵占的关系。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处在配股前三年时,为了达到配股要求,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侵占减少;但当配股融资完成后,大股东的这种约束行为消失。这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在配股前的资金支持行为与配股后的资金占用行为。     

大股东控制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隧道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Johnson等(2000)提出的"隧道效应"理论,以我国沪深两市2001年-2003年所有实施了配股和增发的155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系统的方法研究了股权再融资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融资后的资金使用效率和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于控制地位的大股东,一方面利用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资格从中小股东手中融入巨额的资本.获取了大量可供其掠夺的控制性资源;另一方面,则凭借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通过资金占用的方式将上市公司所筹集的资金转移到自己的手中,以此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我国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并未能有效地阻止大股东的此种掠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免遭大股东的侵害.因而,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多地体现了大股东的意愿,表现出很强的隧道效应.     

股权分置改革、终极控制者和公司绩效

股权分置导致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割裂了大股东财富增长的正向激励机制,加重了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将实现所有股份的全流通,使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变革。那么,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采用2003-2008年在沪深股市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者的视角出发,设置股权分置改革虚拟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和公司绩效进行检验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影响了终极控制者的行为,使其利益取向回归于公司价值本身。     

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研究

本文以 2 0 0 0年度发行股票融资的 3 2 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首次将募股资金投向变更区分为隐性变更和显性变更 ,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且较大程度地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2 )IPO公司的变更面和变更程度比配股公司和增发公司更突出 ;(3 )隐性变更比显性变更更严重 ,上市公司资金闲置问题突出 ;(4)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与资金投向变更呈显著负相关 ;(5)四重约束缺失是导致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的主要原因 ;(6)从短期看 ,变更募资投向对上市公司业绩有较明显的影响。论文最后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配股认购不足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配股作为中国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再融资方式,实际融资效率并不高,配股认购不足。这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并加大了承销商风险。研究结果表明,配股认购比例与配股价格负相关,与配股期市场平均收益率正相关,与公司配股当期的业绩关系不明显。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配股认购比例还与配股期进行配股融资的公司资产规模负相关,与配股期进行配股融资的公司数量正相关。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动机

以我国A股市场中在2008年和2011年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原因。研究发现:增持可能是大股东在一定政治目的下结合公司自身财务情况而采取的行为。     

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决策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股份回购的频率和回购金额，但是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会影响这一关系，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回购的正相关关系会呈现先增后减的现象。按照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组，在25分位数以下和75分位数以上的组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份回购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股份回购会损害公司价值，而二股东的股权质押会强化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大股东控制、资产替代与债权人保护

文章从负债代理成本的角度,考察了在我国对债权人保护较弱的情况下,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资产替代来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2)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3)由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比非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更为严重.     

中国上市公司“异常高派现”影响因素研究

“异常高派现”是 2 0 0 0年以来证券市场上出现的新情况 ,对这一行为单纯用监管层的政策驱动因素已不能合理解释。本文利用 2 0 0 0 - 2 0 0 1年的派现公司作为总体样本 ,探求影响“异常高派现”的因素。研究发现 ,公司股本规模、流通股比例、大股东中证券投资基金个数、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 ROE)是否接近配股达标线区间 [6 % ,7% ]、公司的上市年限、上市公司当年是否发放股票股利或进行股票转增 ,均是“异常高派现”的显著影响因素。     

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配股决策的因素分析

本文对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配股决策的有关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 ,道德风险模型和权衡理论均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融资渠道的相对狭窄和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配股资格的严格限定 ,使为保留资金储备或大股东利益而进行圈钱成为公司配股的一个可能原因。在缺乏相应约束机制的情况下 ,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大股东有可能通过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获取潜在利益 ,因此 ,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公司的配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关系分析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40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多个股东分享控制权的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第一大股东的侵害行为,从而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