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

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引入垂直产品创新,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到了内生增长理论中,并运用此理论讨论了“创造性破坏”经济动态下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虽然这一派理论仍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但在方法上已有所突破,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有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融合、创新与宽容:熊彼特经济理论方法探析

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箱",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这在熊彼特经济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计量经济学的先导性研究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开创性贡献是熊彼特的创新精神在方法论领域的显现;取不同学科之所长,将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方法相融合是方法论宽容主义的要旨所在。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兼容并蓄,独树一帜。     

比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

本文系统地概述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基本模型、以及各自的优缺点等,反映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并这两种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它将知识和技术内生化,把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对我们如何发展经济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要凯恩斯还是熊彼特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文章通过理论与实践上对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客观分析,尤其是对我国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进行了理性反思,进而论证了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加快从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向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动力"转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认为要使"创新驱动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唯有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     

创新经济学理论比较研究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是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分别综述技术创新的熊彼特理论、新增长理论、技术推广理论、技术新进化理论和创新过程理论,以及制度创新的激励理论,并对这两派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以引出对我国的启示.     

思想交流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从早前分析新思想的涌现过程，再到强调思想交流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微观基础日益完善。早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思想的非竞争性，在刻画新思想的创造过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与现实相矛盾的规模效应。此后，学者们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围绕如何消除规模效应展开讨论。但是，除了研发创新之外，微观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早期理论并未将个体间的交流学习纳入创新模型中。最新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微观个体交流的速度以及与谁进行交流将决定总体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内生化思想交流速度、丰富化思想来源的设定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并应用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近年来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索丰富了分析增长问题的维度，建构并巩固了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为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工具。     

经济周期理论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系统考察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将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统计三者相结合,创立了关于经济周期分析的系统性理论.本文以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把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轨迹按时间区域分为了三个基本阶段,努力实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础,为应对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批评性回顾

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新增长理论的成功在于通过引入新的影响经济增长动态因素,并且假设该因素在积累过程中相对特殊的技术特征,使模型无须假设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也能产生正的稳态增长率。但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将经济长期增长率"内生化",而在于深化了对经济增长动态中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阿洪（Aghion）和豪依特（Howitt）（以下简称为A＆H）于1992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在这篇论文里，A＆H全面地把熊彼特方法引人内生增长理论。继这篇重要论文之后，A＆H在1998年又出版了增长理论中的一本里程碑式的教材——《内生增长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A＆H进一步拓展了熊彼特方法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应用。正是由于A＆H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早年关于创新方面的思想，因而增长文献中一般把以“提升产品质量的产业创新”作为经济长期增长基本动力的一类增长模型称之为“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以下简称为“熊彼特增长理论”）。本文将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对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做一初步的梳理。     

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当代价值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其理论基础也备受学界关注,其中引用最多的就是熊彼特的创新思想。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开创了创新经济学,许多关于创新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并运用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但目前对原旨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挖掘以及与当代问题的结合还不够,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创新思想,挖掘其在当代的价值,更好地指导实践。文章认为,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在当代的价值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现实不断体现出“熊彼特式”增长,熊彼特创新思想对现实解释力更强,也是今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方向;第二,以“要素结构重新组合”的视角来理解当代的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以“企业家理论”为基础,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溯源和延展,更好地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第四,以“创造性破坏”的原理来理解当代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波动和风险隐患。     

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呼唤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就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的经济改革不可能离开经济伦理的支撑。就经济发展而言,经济伦理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对其所要求的社会形式或体制予以正确地认可与选择;对经济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予以确认,并为之提供精神动力;给社会提供了一只强有力的手,为调节和指挥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潮流。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各国在资源和产业等领域竞争的加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首先从资源、产业、发展角度给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含义、核心以及本质表现。又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并提出提高我国经济安全度的相关措施。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大量的、有些是独特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开了亚洲金融动荡的冲击。但我国经济安全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安全。对外开放的步步深入，会对我国部分产业部门产生冲击，如汽车、机电、农业、电讯、石化等产业。由于国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丰富的营销手…     

经济自由--经济全球化的最基本经济伦理原则

追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经济自由乃是使市场经济富有活力的灵魂,也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依据和基本伦理准则,中国已经加入WTO,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自由,是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     

反倾销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对华频发反倾销调查,涉及多个行业,多数最终判决征收反倾销税,以抵消进口造成的"重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从微观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到宏观的需求和供给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从中国进口并未使美国受损,受损的仅是生产率较低的同类商品生产商,消费者获益更多。相反,对华反倾销不会给美国带来福利改进,由于诉讼费用、征税成本、连锁反应、报复性反倾销等因素实际福利损失往往很大。因此认为,美国对华实行自由贸易优于采取反倾销措施,减少贸易摩擦。     

经济辐射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辐射既表现为自然界不同物体间的能量相互传递，也表现为人类社会资源的互相流动。经济辐射理论既可以深化我们对扩大开放的新认识，也可以说明区域、产业等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到均衡过程。     

Economic Diplomacy

We study bilateral conflicts that affect the welfare of third parties, the stakeholders. The conflict takes the form of a war of attrition and intervention is modeled a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takeholder “aids” the agreement with transfers to the contenders. We characterize the optimal policy when the stakeholder limits its intervention to a unilateral commitment to compensate the contenders if the conflict is resolved, and show that if contenders must be treated equally after agreement, then the optimal policy cannot eliminate the delay in resolving the conflict, and intervention is only advisable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enough. Economic diplomacy is modeled as a three‐player game where the stakeholder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where transfers are discussed simultaneously with a settlement for the conflict. We prove that, provided that none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s too impatient, diplomacy benefits the third party in all confli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