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货币政策及其对安徽经济的影响

2010年底,中央决定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宏观政策导向的一个重要变化。近年来,安徽省经济增长对信贷资金的依存程度逐年提高,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必将对安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介绍稳健货币政策出台的背景、内涵、目标以及政策工具的基础上,分析了稳健货币政策下安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从多角度提出应对措施。     

银行治理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导以及运用面板GLS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理论进行了检验,并验证了银行治理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中的作用。结论显示,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对贷款规模影响较小;第一大股东性质和上市特征对贷款规模和货币政策敏感度产生显著影响;股东与股东大会、高管层以及监事会三方面的治理水平差异是导致不同银行贷款行为对货币政策反应不同的主要原因。     

微观主体投资效率、信贷配置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银行、企业作为信贷渠道中最主要的微观主体,构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重要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在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具有不同投资效率的企业的债务融资变化,具有不同产权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难易程度,以及政府干预对银行债务融资-投资效率敏感度的影响,进而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信贷渠道传导效率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宏微观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国际比较与研究述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推到世界关注的前沿。美国、欧元区、日本与中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大量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政策实践,比较发现：就政策目标而言,各国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一致性在危机期间得到增强,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实践提供了创新空间,中国在政策目标一致性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就工具组合而言,美国和日本均进行了较高水平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欧元区受制于单一货币和多元财政格局,政策协调在执行层面相对较弱,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集中在业务交叉上;就传导机制而言,政策传导效率因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同而表现不同。理论进展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研究在宏观层面集中于政策协调、债务快速增长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失败的风险;微观层面表现在学术界对各国微观政策实践的绩效评估。宏微观结合看,理论研究存在三个新动向,即关注财政货币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重视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组合效应,以及强调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分析。最后本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展望未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的可能方向。     

金融工程与货币政策效率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从金融工程对货币供求的影响以及金融工程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两个层面探讨了金融工程与货币政策效率的互动关系,指出尽管金融工程对货币政策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 ,但从根本上讲 ,金融工程与货币政策效率的良性互动循环是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途径。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在普勒规则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扩展,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展开研究。通过研究本文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经济体所承受的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还是货币需求层面、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还是货币市场以及总需求相对名义利率水平的弹性系数相关,而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中通货膨胀的厌恶系数、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诸变量(包括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冲击、商品供给曲线的斜率等)无关;第二,当经济体的所受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市场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且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作用效果较小时,则货币当局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反之,则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     

房地产价格波动、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均值和波动层面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一个完整框架内详细考察了房地产价格波动、货币政策调控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溢出关系与关联特征,从均值水平和波动层面上实证研究了实际产出、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房地产价格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能够显著影响经济运行并能够在均值和波动层面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对调控房地产价格作用有限,仅在波动层面具有显著影响。事实上,近年来的政策实践表明,仅靠货币政策难以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必须借助多种相关政策措施的配合与协调。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性效应研究

本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变量,利用幕于向量自同归模型(WAR)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对称性差异,货币政策对东部经济增长的效应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东部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响应速度最快,敏感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的敏感度最低;货币供应量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远低于东、中部地区,且对西部经济的影响呈明显的滞后性.文章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及其行为调整

1998-2000年间,我国货币政策较为积极,但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不敏感,国有企业行为与货币政策信号不匹配.2000-2005年,货币政策较为稳健,商业银行及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反应的敏感度趋于提高,2003年以后更为明显.居民个人对货币政策信号极度不敏感,其行为与商业银行信号背离.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需要调整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其与货币政策信号相匹配.     

货币政策是否存在结构效应——基于中国信贷传导渠道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货币政策是一个常规的总量调控工具。然而,许多学者对货币政策是否也存在结构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结构效应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周期下的实施效果。效果研究结果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仅具有总量效应,还通过银行信贷渠道产生结构效应,主要是因为产业内生产要素的特点及其配置的差异导致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一,进而带来货币政策效果的结构性差别。本文据此提出,我国货币当局应当关注各产业内资本等要素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频度和力度,兼顾发展宏观经济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方面的政策目标。     

人口老龄化、信贷渠道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来自宏观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但却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特征,尤其会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基于宏观层面和省级层面,本文运用交互向量自回归（I-VAR）模型和面板同质向量自回归（PCH-VAR）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影响特征及其内在传导机制,主要得到如下三点发现：第一,从宏观层面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和信贷的边际调控效率趋于下降。第二,从省级层面看,国家层面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各省信贷增速的走势高度一致,信贷渠道成为货币政策影响区域经济的重要渠道,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会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产出和通货膨胀”这个传导链条产生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货币政策对省级信贷变量、产出变量和通货膨胀变量的影响越弱。第三,分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平均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货币政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出调控效率有更强的负面影响,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不大。因此,鼓励社会生育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努力方向。     

投资潮涌、双重金融摩擦与货币政策传导——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探究

在银行融资与企业融资两大市场均存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时期的“投资潮涌”蕴含重要货币经济学含义。以货币政策调控行业过剩产能为例,本文为解释转型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功能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当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抵押能力信息传递上存在系统异质性时,货币政策具有显著产能调控功能,而调控作用的大小与企业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类型有关。通过融合“投资潮涌”与BGG理论,本文将BGG理论中的货币政策效应异质性从企业层面拓展至行业层面,进而揭示了传统非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何以具有结构调控功能的理论机制。结论表明,进一步夯实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协同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健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也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分类调控政策思路,实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路径的再思辨

本文针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多方观点进行思辨,阐述如何从理论层面、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层面、监管政策层面、金融机构层面以及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及金融技术的层面,探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     

微观主体灵敏度对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1996—2004

货币政策的最终作用对象为企业与居民,中间传导介质为商业银行,货币政策效率依赖于这三类微观主体的灵敏性,企业、居民、银行对利率（或政策调整）的反应度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扩张、紧缩效果。文章研究表明,中国微观主体的反应敏感度是非常低的,这是导致1996—2004年扩张性货币政策部分失效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几点思考

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中不可能直接达到其最终目标,而只能通过中介目标来影响实际的经济活动。本文认为,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都面临许多新问题,所以可以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来改进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房地产价格、抵押制度与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

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考察房价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效率以及住房市场抵押制度在房地产市场传导货币政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通过资本使用者成本渠道、信贷渠道等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和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其中,经济主体的利率敏感度、抵押贷款可得性、抵押利率结构与期限、住房交易成本等制度性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房价波动对消费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居住模式结构、各类型经济主体的比例与边际消费倾向等因素,作用效果则受一国抵押市场发达程度、抵押市场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房价对于投资的影响效应受房地产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房地产供给弹性以及一国的信用市场状况等重要因素的影响。     

货币政策在朔州市的传导效应

本文针对当前货币政策传导在微观层面的变化特征遇到的诸多问题,通过朔州市金融机构在执行货币政策中的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增强基层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确保货币政策顺利实施;健全商业银行微观机制,疏通微观传导渠道;改善微观环境,疏通履行货币政策渠道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几点思考

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中不可能直接达到其最终目标,而只能通过中介目标来影响实际的经济活动.本文认为,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都面临许多新问题,所以可以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来改进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障碍的透析

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预期有较大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传导机制不畅,这包括三个层面问题,一是中央银行层面,二是商业银行层面,三是微观主体层面.因此,消除货币政策传导障碍,必须完善货币政策制度设计,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和配套政策环境.     

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制约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至1996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比较明显，1996年经济“软着陆”之后，特别是1998-2002年，货币政策效应却呈现弱化趋势。对此，学多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不科学、货币政策工具效力不强、金融市场不完善以及金融中介不健全等金融层面寻找根源。但经济决定金融，应从实体经济方面探寻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根本原因。系统地分析近年来实体经济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机理，廓清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对于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