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投资效益——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本土企业是否存在内生经济增长特有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一直缺乏直接的微观经验证据。本文首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数据,通过考察产业集聚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绩效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存在产业集聚带来的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只是显著存在于中小企业集群中：在中小企业集群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上升将会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而在非集群地区,产业集聚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没有产生影响。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会改善该地区没有人力资本投入的企业绩效;对于中小企业集群地区没有人力资本投入的企业,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给其带来的边际绩效显著高于非集群地区的企业。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来自省级层面的微观证据

人力资本在一定区域的集聚能促进知识和技能的相互交流,进而推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文章利用省际劳动力微观数据,估计了我国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溢出对生产力水平的效应。结果显示,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省级人力资本水平每提高一年,劳动力平均生产水平提高约10%。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开放带采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1980—2006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然后通过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中低技术品，高技术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果更明显，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人力资本水平更直接地影响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调整贸易结构和增加教育投资是强化贸易开放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两个必然的政策选择。     

企业OFDI与出口产品技术提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

文章将OFDI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从理论和机制上进行分析,认为OFDI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投资动机和所在行业因素上具有差异性,并运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除了非经营类OFDI以外,贸易销售类OFDI、研发加工类OFDI、多样化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研发加工类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最大;而轻纺制造业企业选择贸易销售型OFDI、资源加工企业选择研发加工型OFDI、机械电子类企业从事多样化OFDI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文章还分析企业技术提升持续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环境调节效应的实证考察

基于1981—2018年114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制度环境对移民汇款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对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移民汇款对中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更大;就制度环境在国际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影响中的调节效应而言,中高收入国家更显著。     

FDI、人力资本门槛与就业——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机制,并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较低阶段,FDI会拉动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而抑制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在中等人力资本阶段,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无显著影响,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则有负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会显著拉动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并抑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中国人力资本对外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人力资本比较

本论文利用中国二三产业2004-2010年的Paneldata,在生产函数基础之上增加了人力资本的技术吸收能力影响因素,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并根据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不同分成大学、大专、高中、中学四种,比较不同人力资本对外资技术溢出吸收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对同行业的外资技术的学习模仿,提高了我国工业和第三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并且这种技术进步,其中受教育程度高大学劳者对对外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最大,其次是大专、高中。为此,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必须重视提高劳动人员的素质。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产品生命周期、产品质量提升与中国出口市场演进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企业产品质量和出口市场选择模型,文章分析了产品生命周期背景下中国由产品质量提升所致的出口市场由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转移的演进过程。在中国承接国际生产的初期,由于较高的质量生产成本①使得企业只能以低质量产品向南方国家出口。随着产品生命周期背景下国际间知识溢出和技术的扩散,质量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企业逐渐在后期能够以高质量产品向北方国家出口以获取更高利润。文章借助于三重差分方法以及新产品相较于旧产品差异化的演进过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识别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以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模型的推论。     

医疗支出、健康人力资本与企业出口扩张

医疗支出作为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形成的基础因素,在后疫情时代,对企业构筑出口竞争优势和提高出口发展规模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中小微企业出口发展影响深远。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为基础,对医疗支出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系统检验。理论上,健康人力资本是组成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模块,医疗支出的增加能够影响企业健康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而对企业出口产生积极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医疗支出发展能够产生显著的出口促进效应,提高企业的出口规模,但这一作用就不同样本分类存在着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文章从人口死亡率、营养健康程度等多个维度对健康人力资本进行衡量后,医疗支出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企业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企业出口的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的出口发展。此外,文章在考虑计量模型设定、行业样本选取、宏观环境冲击、医疗支出构成等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并通过PSM分析、安慰剂检验、控制函数法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医疗支出对企业出口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文章研究是卫生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一次有益融合,相关结论为支持我国卫生医疗和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来自现实的有力证据。     

贸易溢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按照Muzumdar和Baldwin的观点,贸易通过促进资本积累来促进进口国的经济增长,而根据Helpman等人的观点,贸易通过其内生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持久,而技术溢出的效果则与贸易结构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通过结合中国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结构和分布状况对贸易溢出产生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增加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发生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持久影响。     

基于面板数据的福建省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文章基于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分析了影响福建省闽东南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要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内陆地区在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上明显不足,高等教育规模过小阻碍了闽东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消费性负担过重且不能反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技术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是导致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原因.     

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中国发展失衡解读

文章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指出：任何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资本基础之上,任何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理应取决于不同形态资本的结构均衡以及所有资本的整合效应。通过从资本结构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发展失衡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文章认为,大力进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使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分布在空间、结构上实现均衡与协调,同时通过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的配套,发挥资本的整合效应,是矫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有效途径。     

国家质量声誉、国家软实力与企业出口利润

文章在理论模型中证明了当存在产品质量信息摩擦时国家软实力的发展对出口利润的影响。当进口商面临在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之间做出购买决策时,特别是这些出口国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国家质量声誉时,国家软实力会起到类似广告促销的作用。实证分析中利用中国2004~2006年企业微观出口样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不被施加任何约束的条件下,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发展不但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利润总额,也提升了出口利润增长率。但是,由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速度落后于国家软实力的发展,随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企业的出口利润增长率不升反降;在出口利润增长率陷入恶性循环时,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和发展战略都会面临挑战。因此,提高产品质量是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Proximity: Evidence from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

Summary  Does schooling generate social returns in excess of the private returns captured by the individual who makes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s a strategy to detect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I use Dutch survey data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average human capital stock in a region on individual wages, considering regional human capital as a local public good. Indeed, the regional fraction of high-skilled workers or the region’s averag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ppears with a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efficient in an augmented Mincer specification. However, the impact on individual wages completely vanishes when the firm’s human capital stock is included as an additional control. This may suggest that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predominate within firms, though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in particular selection of high-skilled workers in high-productive companies and imperfect substitutability across skill groups, cannot be ruled out. I would like to thank two referees, Nicole Bosch, Theo van de Klundert, Pierre Koning, Rob Luginbuhl, Mauro Mastrogiacomo, Gabriela Schütz, Wouter Vermeulen, Dinand Webbink and seminar participants at the Enterprise and Industry Directorate-General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NAKE Research Day 2007, the 64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for helpful comments, and Joke Goes, Jelte Haagsma and Judith Hoeben for their help with the data. Views expressed are my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official posi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r the 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