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现代《诗经》学

王国维虽不专治《诗经》,但其于“诗三百”的文学态度和经史思路实为后来的治《诗》者之先导,首次借鉴西方理论,以文学与美学的眼光观照诗三百,以科学的实证态度,多重证据的治学思路完成了“六经皆史”的理性实践,而在其文学态度与经学态度中一以贯之的学术视野与治学方法,更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传统《诗经》学的现代化转型更有着不容忽视的先导意义。     

王国维佚著《教授法》述略

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和理论的大潮中,王国维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罗振玉、王国维先后主持的《教育世界》也是清末推介、出版西方新学的重镇。王著《教授法》是国人最早撰著的(全科)教学论专著之一,它的重新发现,为研究王国维学术起步期的思想资源、学术理念提供了可贵的材料。     

人本自觉与学术独立--论青年王国维的个体生命意识

该文以青年王国维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寻为轴心，剖析其生存痛苦的心理动因和学术研究的价值定势，试图表明：青年王国维是站在近代人文主义的立场审视生命存在和生存价值，他的文哲之学是他个体生命探索的学术延伸和诗性观照，他对现代学人和现代学术应达到的精神境界有着超越时代与民族的见解。故，青年王国维是中国20世纪初人本自觉的先驱和学术独立的先锋。     

王国维之死的哲学意蕴——兼论叔本华死亡观对王国维的影响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巨灵。他的成功，不仅在于他在高层次的起点上确立了宏丽的学术思想，而且在其学术思想里面，涵蕴着一种“死亡意识”，尤以他的《人间词话》为甚。天才者，痛苦是也，惟其痛苦，名乃副实。此实与彼“死亡意识”契合，得以使死亡上升至形而上的哲学之维。显然，王氏的“死亡意识”受到了叔本华死亡哲学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以至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从一封王国维的佚信谈起

1916年是王国维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他后半生学术取得辉煌成就的起点。而这个起点与一封信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这封信前因后果的阐述,对王国维进入哈园这一个敏感而具有争论性的问题,提供一点史料,供研究者们考辨。     

论王国维悲剧的精神实质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力反对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模式,积极主张文学的悲剧精神。他认为悲剧的精神实质是:作品必须表现人生的痛苦并示以解脱之精神,或者表现主人翁面对苦难时的抗争精神,即“主人翁之意志”。既主张人的解脱精神,又肯定人的主体精神,这种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王国维诗人兼哲学家的双重气质。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人本—艺术美学的结构与意义

该文指出，王国维创立了迥异于西方，却又中西合壁、古今融会的中国人本—艺术美学。作为一种准体系结构，其内含为“天才说”、“无用说”、“古雅说”与“境界说”四大板块，而他的再创性贯穿与依次展开的各个板块，处处用艺术美学的语言诉说人生的沉郁、凄美与醒悟。这种人本—艺术美学的学术意义在于文的自觉，人的觉醒和论的独立。因此说王国维对中国现代美学与中西美学关系走向的世纪性深远影响，在以后或许会更强烈地显现。     

陈邦怀致王国维信辑注

中国现代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邦怀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与王国维先生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陈邦怀写给王国维的这些信件从未发表过,其内蕴丰富,均为学术问题探讨。信件反映了两人间真诚的学术交往,以及王国维先生以平易的态度扶持后学的大师风范。     

从二元结构看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艺术价值观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给悲剧价值论建构起了“欲—解脱”这样一种二元结构，这一悲剧价值观念有着中西思想来源，它的形成是中西思想相互借鉴的产物，这些因素使得王国维悲剧理论中带有浓厚的价值论特质。     

王国维——20世纪国学新路之引领人

追溯自20世纪初章太炎以来,国学兴替之成败得失的历史,从近现代学术文化变迁大势中,实事求是地论述了王国维作为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的学术实践,从内容到方法都有别于一般"旧式学者";并以其令人折服的学术成就,显示了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新史学的开山,更是20世纪国学新路之引领人。     

马国翰辑王肃《诗经》学著述考

王肃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大家,其著述早在梁代即已亡佚,其余几种,至宋亦并散失。马国翰一生热衷于古籍的收藏整理,他将王肃有关著作中保留的文献剔抉出来考辨真伪,经查漏补缺、章句考证、字词辨误汇编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其中有王肃的《诗经》学著作《毛诗王氏注》四卷、《毛诗义驳》一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一卷。     

简论战国“秦学”——以战国末期关中“秦学”代表作《周礼》为例

战国时代已有"秦学",战国"秦学"即是秦地反对法家改革的关中儒家、道家和杂家等组成的政治-学术联盟。它虽处于地下状态却是战国诸子百家中很有特色的一家。它力求挑动秦地改革中出现的隶农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以同情隶农的"为民请命"的面目出现,高举周公"仁道"旗帜的斗争策略,是秦国法家高压政策的伴生物。其主要代表作之一是作者佚名的《周礼》。作为地下"秦学"中儒家的作品《周礼》,除利用隶农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外,还因地制宜地针对秦国法家强力抑制市场经济的政策,力主发展有严格管理的市场经济,多少突破了儒家轻商的戒条,且为中国市场经济在尔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戴震对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

戴震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考据学大师。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特别是惠栋的汉学治学宗旨,并融惠学为己学。在继承惠栋以训诂治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使其学术性格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理性精神。     

《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白嘉轩是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的一位儒家道德传统的忠实实践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审美创造的典型。白嘉轩是儒家文化渗透到旧乡村伦理道德的化身。他身上既有我们民族非常优秀的文化品格,也有着无法摆脱的心灵缺陷。面对艰难世事,面对生存的挑战,’白嘉轩内心无法平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生存的强烈欲望必然战胜道德的教义,从而显现出人的本我面目。生存状况的无奈使他不能成为独立于环境之外的理想范畴的仁义圣人。儒家文化使他身上交织着美与丑、善与恶,他既美丽又丑陋,既崇高又渺小。     

《论衡》文学主题的矛盾

王充的《论衡》由于本人在思想方面的矛盾,导致了他的文学主题的矛盾。既疾虚妄,又没有摆脱虚妄;既厚今薄古,又对现实充满着愤世嫉俗。结合文本对这两方面的矛盾进行阐释并加以分析,以揭示思想对主题影响的一面,同时还原真实的《论衡》。     

在文艺美学研究的背后——论王向峰的诗性精神

王向峰先生不仅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个诗人。相比于他的学术资质来说,他生命中的诗性精神更具根本性,也更有审美意义。这种诗性精神不仅内含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也体现于诗的创作中,情理交融、自然善感是他的诗的特质和表征。这种诗性精神既源于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源于他对自然的喜爱和热衷社会活动,更源于他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人格理想的追求、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