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居民通勤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分析城市居民通勤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城市交通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基于天津市中心城区交通问卷调查,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职业等个人属性对于通勤特征有较大影响;全过程通勤效率有待提升;慢交通和公共交通发展滞后、职居失衡等问题凸显。应从提升公交分担量、提升全过程通勤效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明确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变革方向。     

我国城市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厘清城市居民通勤出行特征,揭示其内在规律,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供重要依据。基于天津市居民通勤特征调查,综合考虑智能手机信息化效应,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城市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典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的个人属性、家庭现状、住房类型、职住地附近公共交通环境等因素对居民通勤方式与通勤时间作用显著,现阶段地铁分担率较低,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覆盖不足;智能手机的信息化效应对公共交通模式较为显著,对居民通勤时间、路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促进职住平衡、减轻低收入群体通勤负担、加快智能交通系统建设等。     

我国城市居民通勤负担差异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通勤是城市居民的基本交通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通勤负担的社会分异现象日益显现,制约着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基于天津市居民通勤特征调查数据,构建两种通勤负担模型,比较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通勤负担,实证结果显示: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群通勤负担较轻;年龄和学历与通勤负担呈负相关;非天津户口、以私家车为通勤方式居民通勤负担较重;低收入、非天津市户口居民空间失配现象显著。研究结论表明,城市政府在关注居民整体通勤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应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积极应对不同群体通勤负担分异问题。     

基于多源全样本数据的深圳市过剩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大型城市职住分离程度持续增大,深圳市作为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迅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住分离状况,产生了通勤过剩现象.以深圳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规划模型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深圳市多源全样本人口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深圳市过剩通勤指标,分析深圳市过剩通勤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深圳市过剩通勤处于较高水平,但整体通勤消耗率中等,城市过剩通勤存在空间分异情况.本研究可服务于城市规划和城市交通规划,对评价和优化深圳市职住空间提供重要的参考,同时为深圳市改善城市交通问题、合理制定规划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城市居民收入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基于2014年CFPS数据的研究

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收入群体的职住空间分化与通勤行为差异增加,目前已有研究对于收入对通勤的影响存在争议。基于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全国、区域和省级尺度下居民的通勤格局,并探讨了居民收入与通勤时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我国城市居民2014年平均通勤时间为20.68分钟,并且存在较大的区域与省级差异。(2)收入对居民通勤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收入越高通勤时间越长。(3)通勤还受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属性的影响。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的影响——基于福州市的经验研究

汽车依赖已成为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慢性疾病的重要诱因。为此,整合福州中心城区的社会调查、兴趣点、道路网、公交线路等数据,探究各类城市建成环境特征对居民通勤方式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土地利用密度与绿色通勤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道路的安全性、舒适性和小尺度街区对步行、骑行或公交出行具有显著正面作用,反映出适度集约利用土地和保障非机动化路权的重要性。②居住地与就业地的建成环境影响不尽相同。住所周边多样化的城市功能将促进居民选择步行通勤;加密单位附近的公交线路不仅会提高公交出行比例,也能为慢性系统改善创造积极条件。③除纳入态度偏好变量外,对单位大院、房改房、保障房住户另行分析可规避居住自选择的干扰。经检验,上述建成环境特征的影响是独立且稳健的。     

基于非集计模型的居民出行方式研究

基于非集计理论,以个人为单位,通过研究居民的出行行为特征,分析性别、年龄、职业对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然后应运效用最大化原理,建立不同影响因素与出行方式选择之间的函数关系。最后,以南方某城市居民调查结果为例,进行实例分析。并将研究结果应运于交通运输管理、划以及政策的制订,从而达到缓解交通拥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目标。     

从共享单车看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与对策选择

近年来我国共享单车行业发展迅猛,呈现爆棚式发展态势,仿佛一夜间席卷全国,并且有进一步推向海外的趋势。共享经济是一种新的经营业态,是一种经营创新,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给出对策建议,对我国共享单车以及共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城市居民住房分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数据

住房分化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重要标志,影响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基于《2017年天津市住房与交通调查问卷》数据,构建潜在类别模型及嵌套回归模型,刻画城市住房分化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天津市居民住房分化已形成"三阶四级式"的橄榄型结构;(2)住房分化层次与年龄呈现倒"U"型关系;(3)户籍、单位性质、受教育程度对住房分化层次有显著影响;(4)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对住房层次的提高影响显著。因此,应针对城市内特定人群,进行分层分类的政策扶持、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将外来人口纳入保障体系、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加强房地产市场预期管理。     

基于社区居民行为的旅游空间生产研究综述

更多还原在空间这一理论转向中,空间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日益被国内外的学者认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基于这一理论视角对其研究进行分析应用。而伴随着旅游小城镇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作为小尺度的地方社会,其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着空间生产的三元一体构建。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空间生产研究基础上,总体来看,目前对于草根阶级平民阶层对空间生产的影响研究还有待完善。本文在根据研究对象将这一理论运用在旅游小城镇发展中,努力从中分析出居民行为对于其生活空间的影响,并为其他旅游小城镇的发展和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我国城市通勤研究进展

城市通勤是城市交通、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地理学者对于城市通勤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对居住郊区化的关注.作为理解城市空间重构和制度转型的重要视角,地理学领域的城市通勤研究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从研究内容、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城市通勤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认为应该拓展城市通勤研究区域范围、加强研究内容的深度,提升理论化成果、注重多学科方法的交叉应用,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人本主义方法的运用.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空间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天津市的微观调查数据

探讨居住迁移空间特征,揭示其内在影响机制,为城市空间规划提供参考。在厘定家庭决策与区位选择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17年天津市住房与交通调查问卷》微观数据,通过Net Draw工具刻画天津市居住迁移空间特征,并构建MNL模型实证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天津市居住迁移呈现出从中心向环城楔状延伸的郊区化趋势;随时间推移,中心城区居住迁移就近性原则出现弱化倾向,渐由区内迁移向区际迁移转变。生命历程和住房市场因素对居住迁移空间影响显著,家庭结构与制度因素影响较小。因此,应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多元化公共服务配套、保障性住房布局等手段,形成"主动迁居为主,引导性迁居为辅"模式。     

中国城市聚集经济实证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聚集经济在城市经济及区域经济研究中占核心地位,它直接体现城市及区域空间结构的经济效率以及竞争力.本研究利用卡利诺模型来对1987年至2001年期间天津市聚集经济进行实证检验.其分析结果表明:在1990年至1994年间天津市呈现出正的聚集经济效应;在1996年至2001年期间呈现出负的聚集经济效应,就是聚集不经济;最近五年聚集经济呈现出上升趋势,相当靠近于1,2001年的聚集经济系数为0.984.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以工业为主的天津市城市经济效应并不明显,但是,最近天津市工业的总体效应是较良好的,即将能够创造出一些空间外部经济效应.     

Modes of Commuting in Mumbai: A Discrete Choice Analysis

Using a nested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NMNL),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choice probabilities and demand elasticities of various modal alternatives for Mumbai using 1990 trip origination and destination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private transit system, market share is reduced. The result of this experiment is highly elastic private commuting mode demand. In addition, reduction in the market share of own vehicle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hired vehicles. The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mass transit system reduces its share but is inelastic. Decrease in the market share of one mode is accompanied by increase in the market share of others. Incom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arket share of private transit modes, particularly on the own vehicles' share. Oth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such as distance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mass transit system and duration has a negative elasticity for all modes of transpor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