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予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发回重审权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建立揭开了国际司法制度史上的崭新一页,对于整个争端解决机制的维护与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然而,该上诉机构却缺乏通常上诉机构所拥有的一项重要权力,那就是发回重审权。该权力的欠缺并非是无足轻重的,它已经引起了理论和实践中的某些混乱。为此,国际社会应对世贸组织上诉机制予以重新关注,并应尽快地赋予其发回重审权以切实维护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     

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满与改革诉求

在GATT/WTO争端机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化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也利用大国强权破坏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约束。由于认为上诉机构在裁决案件过程中存在越权行为,不仅与美国国内法冲突,也不符合"美国优先"的执政思路,特朗普政府多次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最终造成上诉机构停摆,以实现其破坏性推动WTO改革和谈判、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由特朗普政府对上诉机构的指责和其最新签署的贸易协定可以看出,美国需要一个更倾向于权力而非规则、更加宽松和自由、更加透明和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新实践及其时代价值——基于WTO上诉仲裁第一案的考察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然而，2019年年底WTO上诉机构停摆以来，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正呈现一种分化的趋势，这给争议解决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两年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十分关键的阶段。2022年7月，“欧盟诉土耳其有关药品生产、进口和销售措施案”首次以临时上诉仲裁的方式成功解决双方经贸争端，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该案首次将临时上诉仲裁争端解决路径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在审理期限、裁判效率等程序方面回应了此前一些WTO成员对上诉机构裁判实践的质疑。从中长期看，本案以及后续上诉仲裁实践将为部分成员间争端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关键还在于为WTO上诉机构最终改革方案提供实践测试和参考，这或比匆忙达成一份改革协议更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在WTO争端解决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审理期限制度改革研究

世界贸易体系争端解决机制中超期审理改革方向有三个：对具体的审理限期天数进行改革,延长DSU中关于“90日”的规定;为最长审理期限设置例外情况,并规定满足例外情况的条件,规定超期审理需“取得争端当事方的同意”;优化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三种改革方向应当三管齐下,尽快最大化地改善审理期限制度,解决当前超期审理的问题。     

上诉机构“停摆”之后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何去何从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生效以来,以其高效的纠纷解决和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争端解决中设立上诉机制,开创了国际争端解决两审终审的先例,这使得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与其他国际体制下的争端解决相比,更加凸显其公正性与有效性。然而,由于个别成员的阻挠,上诉机构于2019年12月10日因到期离任的成员不能够及时得到增补而陷于"停摆",无法继续受理上诉案件。上诉机构停止运作会给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走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不会停止工作,多边贸易体制也不会因此陷入崩溃。     

“WTO上诉机构发表咨询意见”否定论

美国将WTO上诉机构针对解决一项争端并无必要的问题做出的裁决,即不必要裁决,视为咨询意见并持续提出批评,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所谓的不必要裁决,既非咨询意见,大多数情况下也并非没有必要。上诉机构必须解决提起上诉的每一个法律问题,澄清WTO现有规则从而为多边贸易体制增加安全性和可预期性。一项裁决对解决争端是否必要,属于上诉机构司法裁量权的范围。上诉机构发表的大多数所谓咨询意见有重要的有效化解和预防争端的功能。     

维护自身贸易利益--中国作为第三方参与WTO案件的重要意义

WTO争端解决程序主要规定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在该程序的很多阶段,都涉及第三方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审判实践中,也多次提及第三方参与案件审理的问题。因此,中国广泛作为第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案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探寻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家小组成员及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与行为准则;二是争端当事方的知悉权;三是争端当事方的陈述和申辩权;四是裁决应具备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并涵盖当事人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点;五是专家小组及上诉机构设立额外程序的自由裁量权。WTO争端当事方不仅应学会充分运用其正当程序权利,也应如实履行其根据正当程序原则所承担的义务。     

WTO争端解决机制下上诉机构如何"正本清源"--以美国--《2000年持续倾销与补贴补偿法》争端为例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虽然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的裁决仍有可能被WTO争端解决机构以"协商一致"(consensus)的方式拒绝采纳,但同专家小组(Panel of Experts)的裁决相比,由于在争端解决程序上上诉机构的审议是基于专家小组的裁决,"上诉机构可以维持、修改或推翻专家小组的法律裁定和结论",所以上诉机构的裁决是对专家小组裁决报告中的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的"正本清源",更易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及有关争端各方所接受.     

日本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在GATT时代,日本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比较被动,败诉相对较多。到了WTO时代,日本开始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积极运用这一机制维护日本的国际贸易利益,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出现了胜多败少的局面。日本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来自日本以入世为契机成功实现了贸易政策从以往的保护主义向自由贸易转换,可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舞台上以自由贸易的形象示人,并为此进行了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人事布局,一直保持了日本人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席位。日本的这一成果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WTO上诉机构有关美国与日本就苹果进口措施争端裁决案述评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于2003年11月26日对日本苹果进口措施案作出裁决,维持专家组的所有结论,日本败诉。此案涉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即 SPS 协议)及《关于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的谅解》(即 DSU)的有关核心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上诉机构的许多分析具有普遍的意义,可能为今后类似案件引用参照。本文对上诉机构报告的法律分析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基础从在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下措施的维持、风险评估、临时措施、事实审查的客观评估四方面对上诉机构的裁决做了简要评析。     

WTO框架下的全球贸易争端研究

作为WTO"皇冠上的明珠"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行的中流砥柱,在缓解、消除全球贸易摩擦与冲突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引领的美国"强权主义"回归,挑战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对上诉机构的干扰致使上诉机构几近瘫痪。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对1995-2019年WTO争端案件发展趋势详细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特朗普执政以来全球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案件。通过对案件和当前WTO争端解决机制发展的最新事态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剖析了当前全球贸易争端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以期能对我国贸易利益的保护有所助益。     

从"墨西哥饮料案"看WTO诉讼策略

WTO诉讼规则和策略的重要性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司法化"的纠纷处理程序,具有磋商、专家组审理、上诉机构审查和执行监督等阶段."司法化"意味着"程序化"和"规则化",那就是在WTO打官司需要遵照一定程序规则.     

尽力维护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统一性——也谈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反倾销协定》第17.6条(ii)项的适用

WTO《反倾销协定》第17.6第(ii)项的重要目的在于限制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审查权,并要求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方调查当局的反倾销决定给予一定的尊重。但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司法实践来看,该条款并未起到最初设想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试图尽力维护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统一性,而这对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统一性、稳定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案释争端解决机构对反倾销纠纷的审理及对我国的借鉴

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纠纷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突现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重要性.仅就反倾销纠纷而言,截至2001年8月31日,由争端解决机构组建专家小组审理的反倾销纠纷达11起,其中6起由上诉机构最终审理并裁决.中国长期以来饱受各类贸易纠纷之苦,其中尤以反倾销调查为甚,中国已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     

WTO贸易救济争端解决中的司法能动性研究——评WTO涉美贸易救济争端解决引发的争议兼及中国对策

本文在界定WTO专家组、上诉机构合理“司法解释”权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反倾销措施协定》项下涉美争端解决的典型案件,得出结论认为,WTO专家组、上诉机构确有越权裁判、司法能动现象,在多哈回合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应通过谈判,修改争端解决机制和有关贸易救济的协定,确保贸易救济争端解决中不会出现司法能动现象。     

事实和法律的界限: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不同视角

在WTO争端解决体制下，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案件的审查和处理上享有不同的职权，尤其是在认定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但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与法律的司法界限究竟如何划定?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职权又如何据此进行正确的行使?     

应对WTO上诉机构危机:基于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遭遇多重困境。由于美国持续反对发起新成员选任程序,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上诉机构面临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本文基于利用仲裁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从三方面探讨如何应对WTO上诉机构危机:第一,将DSU第25条仲裁作为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的替代性机制;第二,对DSU第25条进行适当设计变通,将其作为专家组报告的上诉替代机制;第三,在具有相同意愿的WTO成员间谈判订立诸边《仲裁协定》,使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系统化和机制化。我国作为进出口双向贸易大国和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维护者,应尽快研究利用DSU第25条"仲裁"进行贸易争端解决,并倡导和引领诸边谈判,发挥在WTO改革和应对上诉机构危机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贸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论《补贴协定》下“事实上出口条件性”之法律标准——从加拿大飞机案到欧共体大飞机案之逻辑演进分析

在WTO《补贴协定》下有关出口补贴的争端案件中,如何判定"事实上以出口为条件的补贴"历来是一个难点。而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涉及"事实上以出口为条件的补贴"案件,大多背景复杂,头绪繁多,而审理案件的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则往往殚精竭虑,在千方百计理清事实的同时,也努力建立合理可信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以求明法析理,体现法律标准之明确、统一和公正。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四起案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分析展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思考的逻辑和角度,以为我们更加深刻领悟这一概念和未来相关政策之制定提供参考。     

论中国如何运用和完善WTO仲裁

以WTO专家组程序及上诉机构上诉审查程序为主流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视为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一。但是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越来越成熟的同时,其使用率却呈现下降趋势。中国作为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贸易大国的WTO成员,可以通过自我完善以及提出合理有效的措施来运用和改善WTO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