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金融制度中的组织设置和风险分担

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国内经济形势和背景出发，分析了农地金融制度实施的可能性、作用和必要性，以及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在已有的金融体系中嵌入农地金融制度组织的设想和具体安排，同时分析了农地金融制度的风险分担机制。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思考

建立农地金融制度有助于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缺乏抵押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难题,对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文在分析比较国内外农地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可行性和现实约束,最后对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提出初步设想。     

土地流转背景下农地金融制度研究——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催生出大量的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路径.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经历了逐步向规模经营转变的过程,中国农业从传统小农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变化的轨迹与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土地经营规模的变化使得融资需求...     

家庭承包制下的农地制度比较分析

当前,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我国农村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农地制度,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有着其各自不同的制度绩效,可以说,目前我国农地制度的绩效,是与国家、集体和农户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紧密关联的。本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制度的比较和对上述三者在不同制度下的行为考察,分析了行政和市场力量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变迁历程及启示

现行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障碍.本文对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对不同阶段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效果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补偿标准,而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公权力的无约束、土地生产要素功能的被忽视和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今后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改革应主要从上述几方面进行.     

宁夏“土地银行”试验对构建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的启示

现阶段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滞后,反而制约农村金融对其的支持力度。深层原因是中国现行分散零碎的土地使用权及流转问题。宁夏“土地银行”试验为解决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及构建农地金融制度提供了借鉴意义。设想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广“土地银行”,盘活和整合原有的土地使用权,搭建“农户—‘土地银行’—金融机构”方式,为构建农地金融制度创造一种新的视角。     

台湾地区农地制度改革的做法及政策启示

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地区开展了三次农地制度改革。其中,农地重划和\"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在台湾地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尤其是促进规模化经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当前大陆推动的农村土地流转虽然在制度基础和实施办法上有所差异,但政策目标具有相似性,其改革做法具有参考价值。大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既要坚持强调经营主体多元化,更要强调农地农用的原则;规范土地整理工作;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搭建有效的中介服务平台;给予配套的金融服务支持;分阶段、分区域试验和推广先进做法。     

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土地制度及农地制度成为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即农地制度。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我国农地制度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农地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初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建立起来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地问题上的体制性冲突日益凸现。一方面，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为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农地转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给地方政府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又强化和扩大了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消极影响：地方政府寻租行为严重侵害农民利益，违法用地导致土地闲置浪费，过度干涉导致农户承包经营权更加残缺。我们必须打破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和思维定式，不失时机地进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尽快实现土地国有、农户永佃的模式。     

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从70年代末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的分离,把农村土地按人口或人劳,优劣远近搭配平均发包给农户。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不再直接经营土地,经营使用权划归农民家庭所有,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使用自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是,这种按人均包、分散经营和无偿使用的农地政策,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     

发达国家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模式及其启示

产业共性技术对于各国产业的快速发展,巩固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主要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政府对于本国产业共性技术发展的支持。美国共性技术的供给采取"企业+政府"的双主体投资机制;欧盟则通过欧洲框架计划、尤里卡计划等较松散的组织来联合欧洲各国的科研力量,为各成员国提供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日本和韩国政府对于本国产业共性技术的支持主要是通过国立研究机构(如,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来实现的。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成立综合性的或行业性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专门研究行业发展中重大的、关键性的共性技术,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提供技术支持。     

中外粮食补贴政策对比分析

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方式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我国现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存在着与WTO规则不符、标准单一、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我们应做好如下工作:建立符合WTO农业协议的补贴方式;构建农民收入支持体系;建立监督机制,切实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等。     

发达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及其启示

粮食补贴政策是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支持农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主要方式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有相似之处,但是在补贴模式、依据、标准等方面存在着计算复杂、具体操作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调整中国的粮食补贴政策。     

发达国家科技政策中的趋同模式解读及其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能够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与它本身的科技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科技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使发达国家的创新机制稳步形成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科技政策中的共同做法．从中找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模式．以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建设。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优势的压力、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内经济矛盾的加剧等,都会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有效消除这些负面影响,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美、英、日三国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发展及其动因定量分析

通过投入产出法计量模型,对美国、英国、日本三国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进行了历史数据的定量分析。分析表明,在所考察的期间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随时间序列而不断提高;以服务业中间需求率为判据,虽然呈现出国别差异,但三国消费者服务业比重各年份均高于生产者服务业比重,服务业中间需求率最高未超过45%;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但其提高幅度低于服务业增加值提高幅度。由此得出推论:进入经济发达阶段,三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因不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而是最终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     

金融开放的稳定性与金融政策的外部协调

金融开放与稳定性的研究绕不过金融政策的对外协调。目前的研究文献大都集中于国内政策调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正负问题，而对金融开放的稳定性与金融政策的外部协调问题缺乏深入研究。而且，现有的研究在对象上大多是静态决策框架内的两个同等国家。本文试图研究来自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经济冲击、给定目标下的政策选择、实力不对等的国家间溢出效应的不对称性等情形下的金融政策外部协调问题，以及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角度深入研究持续性对称型供给冲击与持续性非对称型需求冲击两种情形下的金融政策外部协调的进程、效率与稳定性问题。     

政府推动与农村区域名牌发展战略

农村区域名牌战略是区域名牌战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发展对于提升农村经济的竞争力，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农村区域名牌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而繁琐的工程，需要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企业、消费者的共同参与，而政府推动在农村区域名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功能齐全、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灵活高效的政府相关机制非常必要，这是农村区域名牌发展的基本保证。     

国外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比较与启示

本文在区别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一般金融监管与政策性金融特殊监督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各国政策性金融制度独特的监督机制和权力结构,提出完善我国政策性金融监督体制的具体对策与政策建议。     

国外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发展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土地整理最突出的问题是由于采用了一些不适当的技术措施而引发生态问题,从而损害了土地整理的可持续性,这已成为制约土地整理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国外土地整理正朝向综合化、生态化、规范化、科技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本文通过总结国外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发展过程和特征,探讨了我国土地整理的目标定位、景观生态保护问题、法律保障、融资方式、公众参与和相关技术,并从土地整理应尽可能保持和提高土地的生产性能、降低工程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保证组织活动的经济可行性以及使公众接受并积极参与四个方面建立了我国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判别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