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困境、根源及机制创新

后税费时代,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出现了结构不合理、效率与质量不高、供给主体权责失衡等多方面问题,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国家基础性权力与乡村治权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割裂.推动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必须实现国家与乡村在理念、资金、制度三方面的有效链接.     

利益主体博弈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考察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个利益主体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博弈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农村公共品的非政府组织供给与政策创新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仍处于高度匮乏状态,且供给主体单一。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在组织方式、信息取得等方面的优势,政府应当鼓励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作用,这样,既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供给的不足,又可以形成农村公共品社会化供给的多元化格局,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求。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探析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主要围绕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诸如公共品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展开讨论。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相关对策。     

村庄民主化治理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本文利用一组实地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目前村庄民主化治理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村集体经济水平的提高,选举的规范程度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正向影响会得到强化;选举的激烈程度对于公共品供给数量具有倒U型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选举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影响机制,一定程度上表达的是村庄之间对政府资源的争夺,所以,选举主要影响了资源在村庄之间的配置而非资源总量的增加。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县乡财税体制改革

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部分。现行制度导致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质量偏低、范围较窄、矛盾突出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全面反思当前的财税体制形成、发展所依据的经济结构基础,通过多层面的制度创新对目前的县乡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便建立真正适应我国农村实际和公共品供给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现状、问题与对策

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和重点,而在农村发展中农村公共品供给又是重中之重。本文基于多方面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现实。根据对问题的剖析提出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把重心放在农村、把供给负担由原来的“以农民为主”转向“以政府为主”、借市场之力打破城乡界线等相关对策建议。     

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

我国农村公共品普遍短缺,我国城乡差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距。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而实现城乡统筹的突破点是通过增加对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公共品的供给,增强农村的自我造血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践困境、内在机制及其出路

资源下乡背景下,公共品如何实现有效供给是基层治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以成都村公资金1.5年制度实践为切入点,探讨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内在机制。依据制度规范化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出现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实质民主转为形式民主、治理目标偏移的三重困境。而造成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困境的内在机制在于:规则过密化带来制度运转和资金使用的附着成本过高,无法与村庄需求相适配;政府治理事务介入村庄治理,挤压了村庄内部治理空间,村庄成为治理客体失去自主性;公共品供给目标模糊化,致使制度实践中多重目标张力难以弥合,打破了村庄原本的良性治理秩序。为此,在公共品供给中,要创新资源输入方式,实现资金使用自主权下放;激活村内民主,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明确资金输入目标,契合村庄发展需求。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财政政策选择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分析,供给体制不合理——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在继承人民公社时期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根据1982年的《宪法》规定,乡镇政府的职能是“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其职能范围涵盖了农村各类公共品。但乡镇政府制度内的财政收入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巨大的公共支出,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更加突显了乡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充分考虑到基层政府的利益,财权不断上移,但事权的责任主体并未随之变化,甚至还发生了下移,从而确立了农业税在乡级政府财源中的主导地位。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农业税数量有限,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公共资源,导致制度内公共品供给不足。而农村的发展又急需这些公共品,乡级政府为履行“自身”的职能,被迫寻找制度外的“公共资源”,通过三提五统方式向农民公开筹资。于是形成了农村公共品的体制外供给,即农民自主负担的主要供给方式,这是基层政府自发筹集公共资源的一种处于“草创阶段”的体制创新。     

略论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市场失灵的原因 ,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品无法由私人提供 ,只能由各级政府参与供给。公共品按地域范围划分为城市公共品和农村公共品。根据农村公共品在消费过程中的性质不同 ,又可区分为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农村纯公共品主要包括 :农村基层政府 (县乡级 )行政服务、农村综合发展规划、农村信息系统、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农村环境保护、计划生育、拥军优属、民兵训练支出等。农村的准公共品可细分为 3种 :第一种是在性质上接近纯公共品的准公共品 ,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电力设施、小流域防洪防涝设施建设…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历史考察

本文概括分析了中国古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古代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本基本上由农民承担,民国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处于乡村自理状态.新中国建国初期政府采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保证农村公共品基本供给;改革以来至税费改革之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承继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架构,但缺乏人民公社体制的强制性能力,未能适应农民主体利益诉求;税费改革后政府增加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而提高供给效率成为制度改进的关健.     

公共财政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及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合理、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对称以及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等有关.应通过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制度、科学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完善财政供给机制以及切实有效解决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等公共财政措施解决.     

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评价研究

文章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服务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就农民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服务满意度偏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有效性的几点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主体的责任划分

农村公共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品的特性外,还具有收益外部性、成本沉淀性、多样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公平性几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农村公共品不应该只由单一的政府供给,而应该由政府、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农村社区和农村居民个人、其他社会力量等共同供给,但政府应承坦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明确划分各供给主体的责任,以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

本文论述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分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本身存在的不足和当地政府认识不足等问题;提出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机制和决策机制,解决县级财政的收支矛盾等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分析及评价

本文采用湖北省三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的因素归为五类,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五类因素都显著地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其中社会保障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交通状况、住房状况、教育投入、医疗投入。人口统计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对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程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评价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总体上偏低,其中教育投入的不足成为制约农民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实现条件考察——基于供给组织角度的分析

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现是和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密不可分的。现有对免费搭车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没有脱离供给组织的范畴。研究发现,免费搭车问题产生的内在根源在于公共品的性质和理性经济人动机,而供给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特征和社会特征,影响公共品的性质和个人行为动机,从而影响免费搭车问题和公共品自愿供给。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分析可见,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现正是受到供给组织制度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影响。     

农村社会保障公共品供给的跨越:从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治理与村委会代理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的严重社会问题.村委会因扎根于农村、新近于农民的特殊性,其在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从政府单一管理到政府治理并由村委会参与,应该成为农村社会保障供给的基本取向.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剖析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指出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准公共品和俱乐部品性质建立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的多方供给模式。包括界定各级政府财权事权范围,发挥公共财政主渠道作用;通过新的投工投劳与“一事一议”制度积极引导农民参与供给社区性基础设施;明晰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吸引市场力量参与盈利性基础设施供给管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