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本文以2008年~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为样本,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相关性,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改革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种负相关进一步加深;(3)包含节点城市的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复杂,从全时期来看显著负相关,但是分阶段来看的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均无显著相关性。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文章分析了近20年的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移民的数据，考查了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移民投资活动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非居民的专利申请、专有技术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华人移民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20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华人移民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自2015年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现,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在“走出去”的号召下,选择投资地点是关键。在投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需求、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的投资地点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在投资地点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分析

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11—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的茶叶出口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法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并用回归分析法研究茶叶出口贸易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贸易量持续增长,总体上网络呈现强聚集性;在茶叶出口整体网络中中国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对“一带一路”茶叶贸易参与国间的贸易联系起着桥梁纽带作用,在网络中拥有较大影响力,其贸易对象地理分布具有多元化特征;进口国人口总量、中国茶叶产量、空间邻近关系、文化差异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应进一步提高茶叶整体质量,打造国际茶叶品牌,拓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市场,促进茶企与跨境电商平台相融合,增强海外市场对中国茶叶的认知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思考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数字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不但可以帮助中国制造走出去,还可以帮助国家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围绕“研究背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安全保障”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明确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如何对接“一带一路”——一个理论模型

“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国家战略。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以“五通”为主要内容的合作,这为我国包括零售业在内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选择和市场机遇。我国零售业海外目标市场选择、市场进入以及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等关键的战略决策,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在理念上高度契合,在内容上高度重叠。为此,应该积极探索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与“一带一路”两个战略的联动发展问题。文章基于零售业国际化的文献分析,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内容,构建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对接“一带一路”的理论模型可以从融入途径、融入模式、融入战略、融入策略以及融入保障等方面来加以考虑。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提供了更多国际化机遇和挑战。文章依托三阶段DEA模型测算了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发展演变情况,并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随着倡议的不断推进,这种动态影响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位于国家级战略区域内的企业、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并未发挥预期效果;(3)作用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影响内部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网络两条渠道扩充国内外研发资本存量,进而拉动国内创新效率的提升。由此,文章从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扩充研发资本存量角度提出了我国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间机电贸易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与地区2010—2018年机电产品贸易数据,使用改进的双边显示性贸易偏好指数测度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的动态变化,并采用扩展引力模型检验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机电产品贸易强度日益增加,且出口强度高于进口强度,周边邻国高于其他国家;技术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市场需求、外贸开放度、政府规模、地缘优势等因素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强度。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注意力配置视角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而较少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机制机理。文章基于2011～2018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以百度搜索指数作为管理者注意力配置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结论表明：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OFDI总量实现逆势增长,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海上丝绸之路及与中国邻近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进管理者对沿线国家的注意力配置,进而促进中国企业OFDI。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来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政治互信在样本期内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新兴优势产业以及投资目的为非邻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上。     

基于比较优势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比较优势动机的关系，使用2015年中国制造业内25个细分行业对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受到比较优势动机和市场准入动机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寻求型动机；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机，未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采用我国国内出口的贸易增加值数据来衡量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出口的实际收益,对和我国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二十六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创新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我国向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呈正向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创新指数与我国出口实际收益呈反向关系。基于此分析结果,我国企业应不断提高创新水平,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进口高端商品的需要,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流。     

“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能力建设发展研究

本文主要阐述“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至今,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基于中国在沿线国家金融服务的发展现状,中国向该地区输出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反映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政治、安全、汇率、法律合规、项目风险等。根据前述问题,分析并提出了改善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服务能力的相关做法,包括加强风险管理、加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做好国际化金融人才培养,以及利用好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等战略手段。     

为国内品牌企业注入生命活力

众所周知,品牌是商品的重要标识,没有品牌的商品很难进入国际市场,即使进入也是为他人做嫁衣,很难登堂入室。中国品牌与国外品牌相比明显缺乏竞争实力,换句话说国内品牌企业没有生命活力。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面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走向国际化市场已刻不容缓。     

母国政府支持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是衡量企业国际化成败和建设对外投资强国的重要考量。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母国政府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海外子公司资产收益率(ROA)有所降低；(2)这一绩效降低与部分企业不当追逐政策红利相关，体现为发生在更有动机追逐政策红利的非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存在更大外来者负担和合法性压力的与中国非接壤、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3)随着时间推移，投资者趋于理性，外来者负担有所下降，这一绩效降低效应逐渐减小。文章为更好地利用母国政府支持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完善“一带一路”政策体系提供了微观经验启示。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扩大进口的作用、挑战与对策

积极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较高、中国从事“一带一路”业务的国际商务人才缺乏等因素严重制约着中国从沿线国家积极扩大进口工作。基于此,中国政府要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支持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形成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人才的培养,吸引沿线国家的优秀人才来华留学;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确保从沿线国家的进口稳定;动态调整从沿线国家的进口关税,挖掘中国企业进口贸易的新增长点。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战略选择

企业国际化研究企业如何向跨国企业演变发展,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也由内向国际化转向外向国际化,“走出去”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战略、海外投资的固定成本、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东道国的管制与工业化程度等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企业应该采取“差异化”、“本地化”及“渐进推进”等战略,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