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吗

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问题,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4~2007年386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找到与其可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投资动机、投资目的国的发展水平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性;在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企业业绩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数据检验

为了保持和提高经营业绩,许多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本文利用辽宁省的数据,对省内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业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结论认为,辽宁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受短期业绩推动;辽宁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自身长期业绩的提高;为了降低或消除短期业绩波动给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风险,辽宁省政府有关部门应完善相关扶持政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得出,垄断优势论、邓宁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说、规避贸易摩擦的动机理论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假外资的存在,策略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我国并不存在。     

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以2014—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对比分析督察前后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差异,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净效应.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改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且在督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效应;此外,中央环保督察可以通过内部控制驱动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提升.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基于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匹配2011—2019年地级市层面数字金融发展指标、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结合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注册资本信息测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体上能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但存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所在区域上的异质性特征;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推动作用存在资金和竞争两个层面的传导机制;较低的企业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会削弱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推动效应。本研究从金融科技视角探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优势,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降低母国环境污染——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环境污染加速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效应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环境作为切入点对此进行研究。传统观点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产业转移减少母国环境污染,本文作者则认为最终的综合效应取决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因此,与母国经济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基于全球10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展开实证研究,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低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环境污染,而高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影响母国环境;二是高制造业占比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环境污染,而低制造业占比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影响母国环境。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障碍与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20多年来的探索和发展,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目前中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投资国,也不是技术创新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环境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资的经验积累,对外直接投资仍然面临许多障碍。在国内外环境机遇与压力并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政府的引导政策和有远见的企业发展战略的共同促进下,使中国企业真正立足于国际市场,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基于温州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的确定,中小民营企业将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是我国吸收就业的主要力量,其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转移是否会减少国内就业也就成为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需要重点研究的话题。文章将温州商务局提供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通过计数模型回归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企业内就业。为避免内生性问题,使用东道国经济变量构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研究结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保险资金持股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2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21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保险资金持股能够显著降低被持股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进一步按产权性质分类,发现保险资金持股并未改变国有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表明保险资金在民营企业中发挥了机构投资者积极的监督和治理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和OLS回归后仍然稳健。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我国理论界关于是否应该将发达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目标问题上产生的不同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能力的矛盾。实证检验证实我国企业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还是以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市场规模相对狭小的国家和地区为主。但从长远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应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点目标。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理论分析部分,着重探讨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其主流理论的内涵及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及其动因进行了实证考查,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三层次理论模式。     

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风险——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该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道德风险越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显著降低道德风险问题;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风险的负相关关系较强。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风险的关系,还通过引入市场化程度因素考察了制度的作用,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拓展。在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更加重视风险管理的形势下,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对小微企业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系统地考察了大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并在阐明大中型企业OFDI对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机制之上,利用我国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我国大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小微企业的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分地区估计结果来看,大中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在东部地区,OFDI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影响显著为正,对于中部地区影响虽然依然显著,但其影响系数明显降低,而西部地区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在大中型企业OFDI对母国小微企业就业的影响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区位选择视角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举措。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问题,没有有效的区位选择,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对外直接投资。根据邓宁的理论,区位选择具有多样性,在所有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中,东道国因素和跨国公司的企业因素最为重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遵循一定的准则,根据企业的投资目标选择不同国家、地区和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分布地区相对集中,存在地区差异。本文采用K-M分析方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和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基于东道国语言相通与否、发达与否,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三个视角,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语言相通地区、发达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较长;东道国中国企业数、地理距离、企业投资广度对投资持续时间促进作用差异,以及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市场规模、企业出口额、企业规模负面影响差异,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互补效应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坚持出口贸易,都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法(OLS),对2001-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互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三个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存在着互补效应;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从长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比短期更显著。并对结论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