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援助会减轻腐败对投资的“摩擦效应”吗——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经贸合作策略

提升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其中对非援助和对非直接投资是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两大核心.本文采用2002-2013年47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腐败的内生性以及使用全球清廉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和2SLS方法,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和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国家的腐败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摩擦效应”,不存在“润滑效应”;(2)中国对非援助通过“基础设施效应”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样本回归显示,中国对非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能有效减轻东道国腐败对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生产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援助对直接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样本和利用投资项目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仍然得到稳健性结论.     

文化认同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构建文化认同的指标变量,探究文化认同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以孔子学院及汉语言的使用作为代理变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增长。异质性检验分析文化认同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拓展边际影响显著,贸易伙伴国家是否临海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非东盟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拓展边际影响显著。除此,出口目的国家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也具有显著影响。最后,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文化认同通过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     

基于比较优势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比较优势动机的关系，使用2015年中国制造业内25个细分行业对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受到比较优势动机和市场准入动机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寻求型动机；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机，未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来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政治互信在样本期内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新兴优势产业以及投资目的为非邻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上。     

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的三元边际分析

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收集整理了1996~2013年HS农产品6位编码共计达727种农产品的贸易数据,借鉴对出口增长因素分析的创新型研究方法,从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原因,以及这三元边际变量对出口竞争力影响的程度。实证研究表明:扩展边际不是中国对日农产品增长的主要原因,即目前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以量取胜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数量边际在短期内可以有效提高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的竞争力;价格边际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而且,价格边际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也最为明显。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非对称贸易成本如何影响出口边际

本文利用1995-2013年CEPII BACI及全球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出口边际及非对称关税等价贸易成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和2SLS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系统GMM估计,检验了中国与TPP协议国双边贸易成本对分解后5种不同出口边际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双边经济总量、汇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效技术研发水平及其他变量之后,贸易成本与出口边际呈显著"U型"关系,成本拐点显著存在;出口边际扩张存在显著时序惯性,价格边际和广度边际受到的影响幅度普遍偏高,敏感性高于数量边际和密度边际。未来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重点应依靠价格边际和广度边际的稳健扩张,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数量边际扩张。     

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6国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PRS发布的ICRG中“一带一路”沿线56国的国家金融风险数据,探讨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金融风险各因素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债务偿还能力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汇率稳定度和外债占GDP的比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常账户余额占总出口百分比在不同模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较高。为有效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应继续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国际金融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投资监管,提升跨国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分析

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11—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的茶叶出口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法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并用回归分析法研究茶叶出口贸易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贸易量持续增长,总体上网络呈现强聚集性;在茶叶出口整体网络中中国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对“一带一路”茶叶贸易参与国间的贸易联系起着桥梁纽带作用,在网络中拥有较大影响力,其贸易对象地理分布具有多元化特征;进口国人口总量、中国茶叶产量、空间邻近关系、文化差异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应进一步提高茶叶整体质量,打造国际茶叶品牌,拓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市场,促进茶企与跨境电商平台相融合,增强海外市场对中国茶叶的认知度。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带一路”农产品跨境贸易市场准入与贸易壁垒分析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市场准入与贸易壁垒是影响“一带一路”农产品跨境贸易的两个关键问题,分析农产品“一带一路”跨境贸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下农产品跨境贸易的市场准入与贸易壁垒现状及影响因素,提出提高“一带一路”农产品跨境贸易市场准入与降低贸易壁垒的策略,包括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强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培训、创新农产品出口模式、建立农产品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标准的制定等措施,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     

数量、质量抑或性价比: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动力来源与转换研究

农产品出口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保持农产品出口的可持续增长则必须根据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调整出口驱动力。本文采用2000—2017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HS十分位数据,探讨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动力源泉。从静态和动态的三元边际视角出发,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对美农产品的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数量边际,但只有在质量—数量边际共同作用下才能诠释出口增长的89. 3%,且出口动力的边际贡献率走势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开始由数量边际驱动型向质量边际驱动型转变;为了实现出口增长动力的转型升级,性价比即质量除以价格才是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持续稳定增长的真实动力。未来,坚持优质优价的高性价比出口模式将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的源泉,这一研究对于中国农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流通的OFDI效率提升效应

人民币跨境流通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其流通水平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流通能够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国OFDI效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一带”沿线国家、高制度质量国家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中国OFDI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中国OFDI效率影响的汇率传导机制成立，表现为负向弱化作用。中国应当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制度合作，提升投资效率。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文章分析了近20年的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移民的数据，考查了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移民投资活动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非居民的专利申请、专有技术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华人移民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20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华人移民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市场的二元边际分析

本文利用1992年~2015年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的HS六位编码数据,根据新贸易理论,应用二元边际分解方法,考察了中国对日农产品的出口情况,得出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而扩展边际的贡献微弱。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结果显示,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数量边际的快速增长,价格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不大,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利于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     

“三外融合”视角下“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驱动因素、区域特征与发展成效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并呈现出融合发展的特征。文章剖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三外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归纳中国与“一带一路”不同区域国家“三外融合”的发展特征,最后总结了“三外融合”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效。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建议:进一步发挥驱动“三外融合”发展的积极因素,以“一国一策”促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间机电贸易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与地区2010—2018年机电产品贸易数据,使用改进的双边显示性贸易偏好指数测度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的动态变化,并采用扩展引力模型检验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机电产品贸易强度日益增加,且出口强度高于进口强度,周边邻国高于其他国家;技术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市场需求、外贸开放度、政府规模、地缘优势等因素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