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选取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对产融结合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融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产融结合通过挤占企业研发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抑制作用；产融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高成长性、非高技术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产融结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产融结合的广度、深度与持续时间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关系。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提升产融结合创新效应的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     

优惠原产地规则如何影响本土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优惠原产地规则(PROOs)生效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多期连续型双重差分,深入考察PROOs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PROOs具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但促进效应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研究表明,PROOs具有中间品竞争效应和市场筛选效应两种正向机制,同时还具有贸易成本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两种负向机制。总体而言,PROOs能够通过增加从成员方进口的中间品种类和提高从成员方进口的中间品质量来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和垂直深度提高有利于发挥PROOs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PROOs对从发达成员方进口中间品和产品出口到成员方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创新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为科学评估PROOs政策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优化RTA框架内的PROOs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2007-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不仅可以直接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影响晋升激励间接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建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厘清财权事权的界限，并将官员晋升指标多元化来弥补晋升“锦标赛”的缺陷，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向好发展。     

金融业扩张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北大核心CSSCI

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的出口活动及出口优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效应,是迫切需要得到充分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在利用2005年之后中国出台的一系列金融管制放松政策信息的基础上,构建了有效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金融业扩张与中国各省份地区出口活动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由此揭示了中国背景下金融业扩张对地区出口扩张具有的非线性影响作用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出口活动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来源于金融业扩张对各地区相对成本优势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其机制是,金融业扩张对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产生了突出的挤出效应,对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产生了显著的“U型”关系影响效应,二者的叠加效应构成了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相对成本优势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金融“脱实入虚”以及金融业过度扩张现象,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和渠道机制,提供了依据。     

政府干预、市场内生型经济扭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两阶段古诺博弈模型演绎的基础上,基于市场内生型经济扭曲视角,分别实证分析了先发省份与后发省份政府干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市场内生型经济扭曲的加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是负向的;政府干预对先发省份市场内生型经济扭曲的缓解效应更强,进而形成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正向影响效应;政府干预对后发省份市场内生型经济扭曲的缓解效应更弱,进而形成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负向影响效应;随着市场内生型经济扭曲的加剧,先发省份政府干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正向效应会随之弱化,后发省份政府干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负向效应会随之弱化.此外还发现,适度的政府干预与提升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双碳”目标下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

文章基于“波特假说”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以2009—202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创新在环保税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激励负向调节技术创新在环保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波特假说”理论，为完善“双碳”目标下环保税制和促进绿色发展提供了依据，对优化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有借鉴意义。     

人口老龄化对外贸依存度影响的时空差异研究

合理的外贸水平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对一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显得格外重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省际外贸依存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贸依存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全局回归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会提高本省的外贸依存度,但对周边省份的作用却相反。在区域异质性方面,人口老龄化在中、西部地区对外贸依存度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在西部地区还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分时间段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人口老龄化对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发生了较大改变。面对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现实以及后疫情时期“稳外贸”的工作任务,需要因地制宜制定适用于不同地区的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外贸依存度造成的冲击,促进中国内外贸协调稳定发展。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著,尤其农村青年人口流失严重,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这将从多个方面对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2000年至2020年广东省年度数据为例,利用熵权-秩和比法构建中介变量,建立岭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首先,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总效应影响为正值,说明农村人口老龄化倒逼了农业经济发展;其次,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压力推动劳动力供给、科学技术、信息化和规模化水平等中介效应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机械化变量的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该遮掩效应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回归数学模型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是经济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普遍现象,对中国消费结构有着深远影响。本文主要通过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存在倒“U”型影响;(2)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没有显著性影响,对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消费结构改善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3)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基于此,本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消费结构改善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供参考。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制造业集聚?

制造业集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集聚水平密切相关。基于2000—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制造业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区位熵方法对中国省级层面的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理,最后采用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从中介效应的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推动制造业集聚,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成本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阻碍制造业集聚;从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的结果来看,制造业集聚不仅存在显著的动态效应,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还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不同行业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结合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推动制造业集聚的政策启示。     

研发投入门槛、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创新能力——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本文梳理了研发投入在FDI影响东道国创新能力中作用的传导机制,并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考察了FDI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研发资金投入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双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双门槛效应:在低研发资金投入和低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在中等研发资金投入和中等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较小的正向影响;在高研发资金投入和高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会显著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投入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探究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量”与“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渠道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企业规模大小差异、数字要素投入来源差异及制造业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效应产生明显的负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要素的投入质量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最低工资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DID与Heckman两步法相结合的方法

2004年以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升,使得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企业面临新的挑战。运用DID与Heckman两步法这一衡量最低工资政策与企业出口因果关系的新方法,通过对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和宏观城市最低工资数据进行匹配,探讨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和企业出口规模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强;随着最低工资实施年份的增加,该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负向作用逐年递增,而对企业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则逐年减弱;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产生负向影响,创新效应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地方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制裁政策对澳大利亚煤炭价格影响研究

2020年二季度,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出现恶化。将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的制裁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将2018—2020年的进口煤炭、国内煤炭价格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与三重差分回归模型,着重研究了制裁政策对相关进口煤炭的价格效应。结果发现:进口制裁政策对澳大利亚5500大卡煤炭价格产生了负向价格效应,负向价格效应在制裁政策发布当期最显著,随后影响逐渐消退;制裁政策不会对澳大利亚出口其他国家的煤炭价格产生影响;在控制了煤炭消费、汇率等因素的影响后,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煤炭价格产生的冲击并无显著差异。     

土地价格与产品贸易竞争力——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0～2011年的土地价格数据和制造业行业数据,在全国省份和区域范围省份层面,分别研究了土地价格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和贸易竞争力对土地价格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整体上土地价格对贸易竞争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都超过全国范围水平,在西部地区最大.同时,贸易竞争力对土地价格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的效应类似于全国,而在中部地区最大.进而指出,企业和政府应该考虑到土地价格与产品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影响关系,合理选择土地价格和政策,提升我国产品贸易竞争力.     

数字技术与中国省区产业增长——基于双重差分非线性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地区和产业特征相结合,利用双重差分非线性计量模型考察数字技术对中国各省级区域各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地区产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从动态演化视角来看,2004年、2008年和2013年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产业增长,即“技术创新效应”和“相对优势效应”大于“创造性破坏效应”;2018年数字技术对产业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存在“生产率悖论”,意味着各产业数字技术中间投入比例较低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及地区无法发挥“相对优势效应”抵消了“技术创新效应”。分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对产业增长的推动作用较显著。从不同产业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对重工业产出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对轻工业产出增长则在某些年份呈现负向阻碍作用。     

“公转铁”政策对京津冀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

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京津冀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有效发挥“公转铁”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效应,在系统梳理“公转铁”政策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理论机制的基础上,用2010—2020年京津冀地区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公转铁”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促进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转铁”政策在京津冀地区的实施对提升绿色物流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该效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政策实施力度对绿色物流效率存在显著的影响,绿色物流效率随着政策实施力度增强而不断提升;“公转铁”政策通过改变物流企业的运输方式偏好,增强铁路运输对公路运输的替代作用,提升绿色物流效率;绿色物流效率提升还受到铁路设施水平、区域建设水平、经济水平、创新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京津冀绿色物流效率提升,应该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多层次和系统性支撑政策推动“公转铁”政策的实施;以改变承担社会物流活动企业运输偏好为导向;充分考虑当地内外部环境,结合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调整“公转铁”政策实施力度。     

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结果,会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门槛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实证考察中国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低迷时期,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效应.反事实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在经济低迷时期,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对产出增长产生正面影响;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消费者信心和银行信贷渠道对政策不确定性的产出增长效应几乎无影响.该结论解释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何具有更为优异的经济增长表现,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时需明确考虑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实施过程对政策不确定性性质的影响,并依据经济所处状态适时转换公众预期管理思路和银行信贷规模控制策略.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土地价格与产品贸易竞争力——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0²011年的土地价格数据和制造业行业数据,在全国省份和区域范围省份层面,分别研究了土地价格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和贸易竞争力对土地价格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整体上土地价格对贸易竞争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都超过全国范围水平,在西部地区最大。同时,贸易竞争力对土地价格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的效应类似于全国,而在中部地区最大。进而指出,企业和政府应该考虑到土地价格与产品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影响关系,合理选择土地价格和政策,提升我国产品贸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