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减刑制度之流变

减刑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刑罚变更执行方式,其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分别从中外两个角度对减刑的产生和发展进行阐述.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累进处遇制、善时制以及80年代初中国开始的法制建设均为减刑制度今天的辉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减刑、假释的监督机制

减刑、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环节。但目前还存在着对减刑、假释制度监督不力,减刑、假释缺乏法定的条件和标准等问题。通过对减刑、假释监督机制的完善,使法院、检察院、监管执行机关在减刑、假释的运作工程中能够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并重点加强检察机关,尤其是派驻检察室对减刑、假释工作的监督,构建一个体系健全、监督得力的减刑、假释监督机制。     

以人权保障为视角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

在我国当前的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存在着人权保障意识缺乏、立法滞后以及制度设计上的结构性缺陷等诸多问题,限制了刑罚执行监督效用的发挥。检察机关应当始终以人权、公正、平等、效益为价值取向,通过进一步明确保护重点,准确掌握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改革驻监检察监督模式,完善对社区矫正活动以及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机制等途径,强化对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     

浅议我国假释制度

假释制度是我国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我国法律对假释的对象、条件等作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表明,准确的运用假释,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调高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假释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缺陷,突出表现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适用条件过于严格,假释决定机构功能缺失,减刑办法影响了假释的运用,假释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结合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需要从更新价值观念,适当放宽适用条件,设立专门审理假释案件的审判庭,减少减刑扩大假释,健全释后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才能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效益视野下的非监禁刑及其完善

刑罚效益意味着以尽量少的刑罚成本产生预期的刑罚收益,对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比适用监禁刑更有助于提高刑罚的效益。目前我国非监禁刑在立法上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刑罚效益的提高,因此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的非监禁刑。     

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失衡分析

职务犯罪罪犯减刑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通过对职务犯罪罪犯与其他类型犯罪罪犯减刑情况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有些职务犯罪罪犯已成为监管场所的特殊罪犯群体——"关系犯",而减刑考核制度的欠缺使职务犯罪罪犯较之其他类型犯罪罪犯减刑失衡成为可能,进而提出解决失衡的对策。     

行刑社会化探析

行刑社会化作为刑罚权运作的一种理念和模式,是刑罚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它体现着人道、民主与效益价值,代表着行刑发展的未来趋向.     

我国金融犯罪刑罚配置的调整与完善——兼论金融犯罪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金融犯罪主要是法定犯,与自然犯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刑罚配置上应体现其特殊性。立法观念的更新要在立法技术更新之前。应本着更为理性的立法观念进行改革,使金融刑法的刑罚模式既能够起到惩治、预防犯罪的作用,又使得正常的金融秩序得到维护和修复。对金融犯罪适用死刑缺乏人道性、经济性,且与国际潮流相违背。缩短有期刑的量刑幅度,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减少倍比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代之以限额罚金制、百分比罚金制等。应当特别重视资格刑的增设。从根本上惩治金融犯罪,要发挥多种法律手段的作用,还要进行经济体制的革新,弥补法律以及监督体制上的不足,以此来消灭各种金融失范行为滋生的沃土。     

刑罚目的的心理学分析

刑罚目的在刑罚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对于刑罚的创制与适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刑罚目的,将有利于完善国家立法和司法。法律情境中存在3种心理状态:公正、上位公正和下位公正;基于个人的刑罚目的是实现以公正为标准的个体心理均衡;基于社会的刑罚目的是实现以不平等的公正为标准的社会心理均衡;司法理念和刑罚制度要随着公正状态的变迁而变迁;社会心理获得有效均衡的途径是开启大众理性,降低社会交流的交易成本。     

医疗事故罪的刑罚配置研究

刑罚之社会效用,取决于刑罚效应的协调与均衡。我国的刑罚配置基本上是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的,罪刑适应原则所要求的刑罚效应的协调、均衡,根本上看则应当是取决于社会之特定的发展状况、生产条件以及人们所处的客观生活水平。而目前我国医疗事故罪的刑罚设置存在一些缺陷,与我国现有的实际国情不相符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引发了一些潜在的矛盾,因此对于医疗事故罪刑罚设置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将从实际出发对医疗事故罪的刑罚配置予以探讨。     

宽缓抑或严厉：证券内幕交易罪防治对策之考量

内幕交易罪的行为人有主观恶性,其行为有一定社会危害性,我国有关内幕交易罪法律制度相应的配套机制有一定的缺失层面。对内幕交易罪应采取严厉的政策与措施,表现在刑罚上,应当加大自由刑的幅度,增设无期徒刑,将倍数罚金制改为无限额罚金制。在非刑罚措施上,应当积极发挥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作用,强化监督管理机构的集中统一管理,赋予监管机构更多的监管权力。     

应对微罪之非刑罚处罚方法探究

我国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是指依法对实施微罪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实体上的处罚，是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之一。《刑法》第37条应被理解为独立的免罚事由。针对司法实践中非刑罚处罚方法长期低效运行的现状，立法上有必要增设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完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以实现刑事制裁方法的多元化和轻缓化；司法上，应转变有罪必罚的传统报应观念，确立刑罚谦抑性和最后性的理念，对于实施微罪、可不予刑罚处罚的犯罪人尽量优先选用非刑罚处罚方法，充分发挥非刑罚处罚方法对实施微罪的犯罪人之惩治和教育功效，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非刑罚化。     

社区刑罚应当以报应论为基本规诫

社区刑罚的根据应当是报应论限制和制约下的以教育刑论为核心的综合论。文章认为,社区刑罚应当以报应论为基本的规诫,以满足正义和秩序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以教育刑论为核心规诫,以满足矫正犯罪人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适当考虑剥夺犯罪能力论的要求,以争取社区群众的支持。     

对多次犯罪的预防——以周克华案为例

关于刑罚的效用有刑罚的恶害性和刑罚的必然性之说,刑罚的恶害性认为刑罚效用的保证是刑罚的严厉性,刑罚的必然性认为刑罚的效用保证是刑罚的确定性.在周克华案件中刑罚的这两个特征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专权到人权--论刑罚价值的转变

受理性指导的刑罚制度是最值得称赞的刑罚模式,由非理性到理性是刑罚价值从专权到人权的过程。理性指导下的刑罚制度应是人道、谦抑和平等的。     

论刑罚威慑力对犯罪人格的控制

威慑力是使人的心理受到一定压制的影响力。它利用刑罚的惩罚作用在人的心理上产生的恐惧，表现出压服人并使之敬畏的力量。刑罚威慑力可以约束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并对犯罪人格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论受贿罪刑罚的完善

刑罚规定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刑法的适用效果。刑法就受贿罪的刑罚种类、刑罚幅度等设置上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之处,需进行修改。主刑罚应取消死刑,延长自由刑期限;附加刑中应增设罚金刑,资格刑,限制没收财产刑,定罪数额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其他定罪量刑因素尽量细化,以充分体现罚当其罪的刑罚理念。     

论我国刑罚的改革及其发展趋势

我国刑罚的改革一方面受到世界刑罚发展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特殊国情，我国刑罚的改革应体现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此外，还应完善刑罚的种类和名称，特别是在增设资格刑的种类等方面，在刑罚的价值取向上，应立足于公正、报应、正义、正当。     

试论刑罚的目的

刑罚的目的是国家建立刑罚制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研究刑罚的目的并且科学地揭示刑罚目的的内涵,对于建立健全国家的刑罚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重犯研究综述

加重犯是大陆法系立法的产物,是在客观主义的刑法思想指引下产生的但是,追溯刑罚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历史上没有一般意义的加重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