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创业的“人口红利”与构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对于构筑经济新动能的新人口红利存在着莫大的需求。"两创"是利用中国二次形成的人口红利构筑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具体体现,也是解决就业、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形成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特别要谨慎应对一次人口红利下滑速度超过二次人口红利的构建速度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推动创新创业构建新动能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环境、主体引领作用的困难。在两创下促进二次人口红利的顺利释放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以高等教育的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为突破口,通过政策和利好的惠及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构建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文化的氛围,以此催动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新活力。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健康公平——对中国城市人口群体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在健康的社会分层模式下探讨城市人口健康的性别公平问题。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健康的总体性别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性别差异和同一性别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差异;二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性别不平等和健康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对健康性别差异的解释力度。研究指出,中国城市人口健康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健康水平要好于女性。健康性别不平等不仅存在于所有社会阶层之中,而且呈"倒U型"分布。人口健康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性别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造成的,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健康的性别不公平实质上是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体现。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红利"一经提出,就质疑声不断,作者认为不能用简单的人口总抚养比来解释复杂的人口与经济关系,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其无法论述人口对经济影响细节,无法解释我国经济的涨落和突变,在中国无具体的人或单位收获人口红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多年探索和研究的重要结果,而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本身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分权、人口迁徙与大国发展之路——基于人均产出增长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分权式改革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道路,总结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于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但是经济分权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地区与贫富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不能自由迁徙,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不能实现"用脚投票"效应,从而影响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激励作用。文章指出只有在人口自由迁徙的条件下,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才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认清分权式改革与人口迁徙关系的基础上,正确设计下一步的改革方略,有利于中国真正走出一条大国发展之路。     

老年人口的职业背景与健康状况——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老年人口为例,从职业背景、收入状况与健康状况的矛盾出发,利用加权回归分析方法,论证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真实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验证了社会老年学中连续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U型曲线的一般规律,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年间少生了4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30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趋势的影响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中国长期人口增长将低于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进入老龄化社会前中国还将出现一个生育高峰,教育行业仍有发展空间,"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未来15年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但结构逐年老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尚在开放,预计将在2028年前后关闭。由于隐性失业人口规模庞大,适龄劳动人口就业压力大,结构性失业情况严重,中国并不具备获取人口红利所必需的充足的就业机会,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将在2013年后转正为负。2027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的过程对中国的税收制度、产业结构和房地产市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已进入城镇化的第二阶段,2023年将进入城镇化后期,在需求最大化的理想状态下房地产业也仅剩10年的发展期。     

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背景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途径——以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为例

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的核心议题.本文指出,立足本地实际,发展循环经济与建设生态城市并举,有机整合制度、技术、人力、资金和物质资源等要素,合理运用经济、法律和教育等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其他部门组织等多方作用,是长株潭城市群建设进程中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进而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的增长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逐渐消失,现有理论与经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人口红利型增长转变为生产要素驱动型的模式,人口红利型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转变模式是保持经济长期关键,也是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高收入经济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进步才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亚洲间贸易"论的理论述评及其现实意义

传统的贸易史学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及亚洲各国或地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始终处于一种从属性的地位。但日本经济史学家杉原薰通过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提出了在学术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亚洲间贸易"论,指出在亚洲内部存在着独自的贸易结构,这一结构以"棉业基轴体制"为核心内容、由商人主导并通过亚洲型商品链的形成而展开。因此,这是一个从欧美获得了相对自主性、显示了其自身发展逻辑的区域内贸易。本文的目的是对"亚洲间贸易"论的理论内涵进行述评,并探讨该理论对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多维人口结构变动的交互经济影响——基于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视角的考察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 城乡结构城镇化与户籍结构市民化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的三大趋势特征, 并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多重冲击与交互影响. 考察人口多个维度结构变动对经济的综合影响, 对更好地把握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这种交互影响进行了考察. 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趋势会对经济增长分别产生负面、 正向以及U型影响. 从交互影响看, 随着人口城镇化与市民化进程的推进, 将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弱化城镇化与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市民化则有助于改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这表明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尽早以市民化助推城镇化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有效途径.     

中国发展创业型经济的路径探析

21世纪是"创业时代",创业型经济是以创业与创新为重要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在分析创业型经济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路径,以期实现以创新推动科技进步、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经济水平和层次的提升.     

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结构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近来备受瞩目。"未富先老"是人口结构快速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通过最新文献回顾发现,深入研究限制人口红利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而刘易斯模型的适用性、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缺乏,是造成刘易斯转折点判断分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研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有助于作出科学判断。     

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在人口思想史上,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是无法绕过去的里程碑人物和文献,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马尔萨斯的重要思想贡献是注意到了生活资料供应对于人口增长和生存的制约性,并且看到了人类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光明空间。马寅初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他提出国家理应有干预生育之权,所论的是"制度性抑制"。到了崇尚人权、自由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就要从"制度性抑制"拓展到"制度性保障"。家庭享有生育自主之权,政府则有生育保障之责。中国不是不需要计划生育,只是在变革和发展的年代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国需要民主计生、人文计生、福利计生。     

论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弥补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丧失的创新机制,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与印度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196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