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战略地位的上升,一体化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主旋律,科学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有利于破解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协同困境,形成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2013—2020年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相关数据,在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同度模型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研究发现：2013—2020年长江中游三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产业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2020年武汉城市圈数字经济产业达到优质协调,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达到良好协调;从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空间协同来看,三大城市群之间数字经济产业协同达到良好协调,但三大城市群之间数字产业化协同程度明显滞后于数字基础设施协同水平和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基于此,提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协同的顶层设计,加强城市群数字产业化,推进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协同治理,建设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和完善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蓬勃发展,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升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于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数字金融指数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布存在“东强西弱”特征。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总体上呈现前期缩小后期扩大的发展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聚集效应呈增强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已经分别形成耦合协调度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剖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11—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数据，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效应，并对各地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协同性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递增影响效应，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相较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可分为双高型、双低型、数字产业化加强型、产业数字化加强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针对性建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测度评价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帮助实体经济延伸产业链条、重构组织模式,实现实体经济领域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本文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机理进行阐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稳步增长阶段,数字化和网络化是决定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区域数字经济指数存在较大差距;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持续深化,但大部分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现实路径。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和加权平均法评估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估并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度水平,进而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具有较高一致性,均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水平较高,西部地区较低;二是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与数字经济指数发展较为一致,数字化产业发展指数呈现东部地区高,中部和西部地区低的态势;三是经济发展活力指数与经济发展效率指数的分布大致相反,创新驱动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较为一致,表明创新驱动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倒逼和驱动数字经济新动能释放。在梳理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运用障碍度模型与面板Tobit模型诊断2个系统的障碍因子,探析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均呈现动态增长态势,且皆由最初“沿海高,中西部低”差异分布转变为“中间高,南北两端低”差异分布。(2)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整体上渐趋优化,但与优质协调差距较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中西+T字形’→‘南北两端+T字形’→‘南北两端+中间地带+T字形’”的演化过程。(3)大多省域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前3位指标层障碍因子相同,中西部地区及中间地带、南北两端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基础,东部地区和“T字形”地带为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交通可达性、对外开放度、...     

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濒临和勉强协调的等级。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提出分析影响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发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的影响。为提高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协调程度,从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对工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创新螺旋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研究

数字经济改变了现有产业模式,促使产业链由传统生产者主导向新兴消费者主导逆向转变,重构产业链新格局。基于2017—2022年投入产出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结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行统计分类,采用PSM、渐进DID方法,聚焦数字经济、创新螺旋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链中心度和中介度,促进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提升;二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数字产业化的推动作用强于产业数字化;三是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存在区域异质性、时段异质性和“卡脖子”行业异质性;四是数字技术“创新螺旋”效应承担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创新螺旋”效应有效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据此,提出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链关键环节控制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区域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引入耦合理论,分析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其中,R&D活动和数字产业化程度对两者影响显著;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在大部分地区表现为从低耦合阶段逐步进入磨合阶段或者高耦合阶段,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整体上东南地区优于西北地区。针对耦合现状,提出当前仍需不断优化要素配置、调整政策侧重点、加强区域协作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关键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就空间差异而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表现为“沿海地区高,内陆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就时间演变而言,各省份主要呈现“橄榄球”型耦合分布状态。就障碍因素而言,产业兴旺为影响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     

数字科技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升级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机制。以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为样本，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2004-2019年样本城市数字科技驱动转型升级情况。结果表明：数字科技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发展惯性，且数字科技是影响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驱动作用具有一定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游城市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上游、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未显现，短期内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为提升数字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驱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要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化、强化产业数字化、优化人才战略体系、细化区域发展策略。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机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际单位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较低,且整体上耦合协调度较低,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状;（3）影响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力度、创新能力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改善以上因素来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研究

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辨别二者耦合发展的演化规律与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障碍因子。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显著上升态势,但各省份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异质性;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处于磨合状态,整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环境生态化、数字化程度、社会现代化、环境生态化等障碍因子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     

数字经济与语言经济的耦合互动机制研究

目前,数字经济和语言经济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除自身优势外,二者间的耦合互动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对语言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助力语言产业扩大消费规模、精准匹配供需、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语言经济对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支持作用,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的进程。为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语言经济的耦合互动发展,最主要的是加快语言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从人才培养、政策保障、平台支持等方面促进数字经济和语言经济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自贸区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与代表，数字经济为其推动区域环境塑造、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了新契机。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影响，而数字产业化呈现负向作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设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均存在“U型”关系；相比产业数字化，“两化”协同所起到的正向作用不高；上海、海南等部分沿海型设区省市的数字产业化开始起到促进作用，内陆型设区省市的产业数字化起到的正向作用显然更高，而沿边型设区省市“两化”协同水平较低，难以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发展水平提高，数字产业化对设区省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负转正，而产业数字化的正向作用则在减小；数字产业化的负向作用随产业数字化强度提高先减小后增大，而产业数字化的正向作用则随数字产业化强度提高先增大后减小。     

江苏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了江苏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江苏省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均波动上升,地区间差异较为明显。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测算结果,江苏省沿海三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水平波动上升,且均已达到协调水平。南通市应加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双向促进效应,盐城市应优化生态环境的发展,连云港市应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动能,盐城市与连云港市的协调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元宇宙与数字文娱产业的时空演进和协同创新

元宇宙为数字文娱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应用价值，数字文娱产业链具有艺术创新性、交互体验性、技术附加性，与元宇宙所具备的区块链、物联网、XR等底层技术应用高度契合。文章旨在对我国元宇宙和数字文娱产业发展现状的系统把握基础上，结合我国31个省（区、市）相关行业注册企业数据，参照耦合协调度从时间和空间演进两个维度对二者在动态发展中的联系和变化进行剖析。研究表明：（1）元宇宙与数字文娱产业在空间上具有耦合协同效应，且在数字文娱产业发达地区表现更为明显；（2）耦合协调度在发展前期曲线上升，随着时间增长趋于定值；（3）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地区与该地区生产总值水平具有一致性。最后，针对未来不同地区在元宇宙背景下数字文娱及相关产业的协同创新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差异及推进路径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动能、新优势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13—2020年河北省11个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和Theil指数对河北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和空间差异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河北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但目前仍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存在较大的融合发展空间;河北省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区域内部差异是造成河北省各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各地区要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不断拓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度和进度。     

中国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伴随中国创新投入的持续提升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不但影响创新体系运行，也会影响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基于此，在构建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指数探究2015—2020年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但两者综合指数较低，且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2)从耦合协调特征看，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至勉强协调阶段，中部地区为濒临失调，东北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轻度失调；(3)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非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高耦合协调度集聚区，东北及西部地区则属于低值集聚区。研究结论可为指导相似地区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