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行政垄断与产业升级北大核心CSSCI

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行政垄断亦为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不可忽视的问题。从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环节攀升的途径出发,构建一个包含全球价值链、行政垄断与制造业升级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特点,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下行政垄断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是实现升级的有效方式;但行政垄断会直接抑制我国制造业升级,而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向更高端环节攀升又会减小行政垄断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制造业贸易失衡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特朗普所宣扬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立足点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希冀通过提升就业率实现3.5%(或4%)经济增长目标。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对中美不同技术含量的出口贸易额进行完全分解,判断中美制造业贸易利得情况,得出制造业回迁违悖经济学逻辑,导致美国生产的制造品成本上升,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美国政府以贸易逆差"受害者"的身份指责中国无非是想与中国讨价还价实现其他的政治经济目的。对于中国而言,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存量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可以从增量上寻求突破,向更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度的生产环节、工序和服务流程"攀升"全球价值链。     

研发双循环溢出、价值链攀升与制造业技术跃迁——来自2008—2020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技术跃迁不仅取决于研发双循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估计研发双循环溢出与价值链攀升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智能资本全面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新需求持续迭代导致的供需低适配性使得研发双循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纳入价值链攀升后发现,以“锯齿型引领”为特征的研发双循环溢出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断链、断供风险,并通过溢出赋能推动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对制造业技术跃迁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区域价值链构建与中国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将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模式从"汗水经济"转变为"智慧经济",以摆脱长期以来的"低端锁定"困境。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分析中国依托"一带一路"构建"以我为主"、包容性区域价值链的背景,并重点对区域价值链构建的策略、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联系及产业升级机制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双向嵌套"、开放型价值链体系,区域价值链在加快中国产业高端攀升、带动更大范围协同发展和推动公平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作为多元价值链链接者的中国,应积极培育全球竞争力与资源整合优势,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同时,带动更大范围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有序引导多重市场融合。     

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来自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测度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制造业上游度指数的基础上,分析了制造业在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中位置变迁的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上游度大小并不代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复杂度提升对一国制造业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作用力呈现倒U型,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和沿海优势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上游度攀升,"资源诅咒"现象显著存在于国际分散化生产模式中;最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也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