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

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供给和需求这一结构性视角,对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最新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动态模型的研制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     

资源型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动态

山西省孝义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聚落人口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发生着较为快速的变化。以该市为实证,基于"五普"、"六普"村级人口统计数据,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对此做了分析。研究表明:1本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以中小等级聚落偏多,规模分异程度较大,且在不断提高;2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与老年人口系数、文盲人口比重、外来人口比重之间呈低度相关关系;3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而聚落斑块、用地面积并未显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4乡村聚落人口变动表现出较强的地形、交通和中心城区指向,中部资源型边际区聚落人口下降,东部平川区乡村聚落人口增长特征尤为明显,形成全市乡村人口变动最大的区域。     

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城市层面包含人口流动信息的人口结构指标,从微观层面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劳动人口比或抚养比为表征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影响出口,城市劳动人口比的提升或城市抚养比的下降会显著促进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成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人力资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源于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思路。     

老龄化的标准研究

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升高和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是否意味着这些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质变和量变的标准是什么?本文提出了一个动态均衡的"影子人口"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并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6阶段模型。模型模拟显示目前世界上所有地区仍然处于成年型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仍属于量变。但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将使低生育水平地区或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质变,成年型阶段面临的老龄化压力只说明了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均衡人口结构基础之上的可持续体系。延长退休年龄和长期稳定在更替水平是应对未来老龄化的主要措施,但后者更为迫切。     

人口结构现代转变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效应的影响

文章着眼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结构的转变与当地资源、环境协同效应的关系,分别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开放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转变的不平衡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变程度制约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要想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变及平衡发展至关重要.     

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特征研究

采用1996—2009年湘江流域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数据,运用离差系数,结合GIS技术,研究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9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除2000、2005、2007和2008年之外,其他年份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均处于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增长速度。②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以长株潭—娄底—衡阳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其增长速度与失调程度也呈"中心—外围"结构。③流域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及其他内外因素是塑造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江苏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回归分析及启示

江苏人口增长快慢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较低,人口质量高低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较高,人口结构优劣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不一。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首先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同时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质量,不断调整人口结构。     

西部城市家庭生活用水的人口边际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调研数据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对人口年龄的划分标准将人口划分成未成年人、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运用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应用2014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西部城市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生活用水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家庭人口对生活用水的边际影响呈现"显著降低—缓慢增加—略有下降"的趋势;(2)不同家庭结构对生活用水的影响不同,未成年人对生活用水的边际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青年人对生活用水的边际影响呈现"U"型变化,而中年人和老年人对生活用水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增加和减少的情况并存,且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老年人口对生活用水的边际影响均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3)从整体上看,不同年龄阶段人口对家庭生活用水的边际影响程度为:中年人未成年人老年人青年人。文章的研究结论揭示了西部城市家庭人口结构与生活用水的相关性,可以为制定科学的城市家庭用水政策和标准提供参考和借鉴。     

城市劳动参与率变迁与中国加工贸易升级——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经验研究

本文重点关注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加工贸易升级问题,探讨了城市劳动供给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人口结构转型因素对加工贸易升级具有重要的解释力,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显著促进了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这一促进作用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步弱化,即人口结构影响的用工成本渠道,同时也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而逐步弱化,即人口结构影响的人力资本渠道。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劳动参与率下降所引致的加工贸易升级主要是通过"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来实现的;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随着劳动供给绝对量的下降,人口流动所造成的局部地区劳动力相对充沛也不能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劳动供给下降对劳动需求更高、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更大的行业的不利作用更强。本文的结论表明,面对人口结构渐趋老龄化的不利冲击,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应对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途径。     

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工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动力源泉。工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国的资源禀赋,特别是一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则是内生于一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2000~2011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在控制了RD经费支出和医疗卫生费用的影响后,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与工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并没有起到缓解人口老龄化负面效应的作用;(2)因教育结构优化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全面提高城镇新增劳动力的素质。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变人力资源"红利"为人才"红利",应是制定新时期工业竞争力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来自人口结构变化的解释

本文在个体储蓄模型和企业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拓展了索洛模型,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教育结构、收入结构和职业结构七个视角,通过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拐点将出现在2034年前后。研究发现:人口性别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效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初见端倪的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高中学历人口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不显著,而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测算:这七个视角的人口结构指标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18%。     

中国人口规模与结构问题及相关政策调整

驳斥了试图通过放松生育政策、调高目前生育水平以解决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观点。保持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慢慢"消耗"建国以来历次生育高峰带来的"历史"欠帐,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为明智的选择。提出通过其它相关政策措施以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变迁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影响

该文从新颖的人口结构变迁的视角讨论了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认为尽管人口结构变化不会直接影响到人民币汇率,但它会通过对一系列重要经济变量的影响传导到外汇市场。该文重点分析了人口结构老年化对储蓄、投资、利率以及企业生产效率等重要经济变量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作用。认为人口结构老年化将使得人民币汇率走软。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对影响上海人均寿命与综合环境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研究

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工作之一是研究并明确人口结构 ,研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影响因素可以预测未来人口的数量、组成以及发展趋势。在研究人口、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 ,环境是人口、经济发展的基础。文章选用逐步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环境因素 ,以及它们对人均寿命的作用程度大小 ,为进一步研究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奠定基础 ,也拓展了其研究范围     

宁夏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地域差异及其格局演变研究

利用宁夏各县区2008—2013年的人口、GDP数据,借助Arcgis10.0软件,对宁夏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地域差异及格局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3年宁夏人口不均衡程度加深,经济不均衡程度减弱,但经济不均衡程度仍高于人口不均衡程度。(2)2008—2013年全区人口地理集中度格局总体上变化不大,宁夏北部地区的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受首府经济和矿区开发影响,集中指数较高。(3)经济和人口的地理集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4)2008—2013年,宁夏"人口和经济基本一致型"的地区有所增加,但仍然以"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型"为主。并在文章结尾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同类区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

文章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以长三角区域为考察对象,揭示了人口在年龄、文化、城乡、产业、失业、职业和性别等方面的结构变化演变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利用1978-2010年面板数据探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变化因素。研究发现,一是从总体上看,人口结构演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对应,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文化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人口职业结构变化则起到了阻碍作用;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对不同省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存在差异;三是随着人口过快增长对生产力的压迫大大减轻,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成为制约长三角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决策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在解决人口问题时,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实施有差别的调控政策。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的指导方针。"十一五"期间,陕西积极实施"两个统筹"战略,推动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目前转型期各种新问题交织,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统筹任务艰巨,需要树立全局的、均衡协调的发展观,综合运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加大统筹力度,落实统筹措施,创新人口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以期推动全省"十二五"人口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