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债务杠杆、数字金融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家庭财务脆弱性影响居民财富福利,债务杠杆对家庭财务变化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模式改善了金融获得环境。利用2014年、2016年及2018年三轮CFPS调查数据,探究债务杠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由于具有相同债务杠杆的家庭,其财务陷入困境的可能不同,因此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在缓解债务杠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负面影响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债务杠杆升高加剧了家庭财务脆弱性,数字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债务杠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负面冲击,且其对正规渠道借贷的杠杆率具有更大的缓释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债务杠杆与家庭财务脆弱性关系的调节可以通过降低资金流动性约束实现,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数字金融的投融资功能。同时,在传统金融较为发达的地区、城市以及教育水平、资产水平较高的优势家庭中,数字金融更容易发挥其缓释效应,体现了破除弱势群体“数字鸿沟”的重要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风险平滑：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考察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风险平滑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和农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既提高了居民家庭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风险分担的能力,也提高了居民家庭的自我保险能力;这两方面机制共同提升了居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然而,传统的银行信贷并未显著改善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Household Debt,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Using the Johansen and Engle–Granger cointegration tests, we show that there is one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debt,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period from 1929 to 2009. Given this result, we use a Vector Error-Correction mode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among the three variabl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creases in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nsumption directly contribute to increases in household debt. Interestingly, the results reveal some feedback from household debt to income inequality. We also show that debt-driven consumption should be viewed with caution 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es in household debt correspond with future declines in the rate of consumption.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Income Distribution,Household Debt and Growth in Modern Financialized Economies

Abstract:

We analyze some core features of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nadian and U.S. economies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as they became increasingly financialized economies resting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s the key contributor to economic growth, despite weak growth in real wages and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 This growth in consumption spending is highly fragile not only because it is a debt-led growth that has relied on an unsustainable expansion of household indebtedness largely dependent on credit bubbles in the housing market,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perverse form of this indebtedness. Studied from the angle of disaggregated household consumption/saving behavior, it is the poorest and most vulnerable households who have been building up unsustainable debt, thereby presaging increasing financial fragility and crises.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