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思路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大发展必须以创新为引领,努力提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经济名词

<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服务的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维护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重要保障,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我国公共物品低效供给的表现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的私人物品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的同时,公共物品供给短缺和低效的局面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公共物品的高成本与非均衡供给、反公共物品现象及派生外在性问题是我国公共物品低效供给的主要表现.提高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必须推动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格局的构建,逐步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并让公众切实地参与到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过程中来.     

公共气象服务评价对决策的影响

公共气象服务评价目的在于提高公共气象服务的满意度和质量,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气象服务。公共气象服务能够为政府和气象机构提供改进公共气象服务的重要参考,帮助他们了解公众的需求和反馈,及时解决公众反映的问题,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并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还能为公众提供气象信息使用的参考,提高公众对气象信息的认知度和使用率。     

NG0: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的新范式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众需求的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持续扩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但在现今社会,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地位和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公共需求不断扩大和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矛盾中,出现了以慈善和公益为目的的NGO,并在各种社会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云南和顺图书馆的案例研究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培育和发展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但已有研究对其生成机制和发展路径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基于文化参与的视角,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云南和顺图书馆为案例进行分析,构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在自发生成阶段,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依赖于乡土社会的内部资源网络及其调适能力,主要是立足乡土服务乡邦。(2)在政府主导阶段,政府逐步加强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管控,并按照事业单位体制建立起科层式公共文化生产分配体系,资源向上集中。这虽然从体制上保障了其有较稳定的经费来源,但同时导致其"悬浮"于乡土社会,与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脱节。(3)在共建共享阶段,以农村居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政府不断优化体系建设,鼓励社会参与,重视各方力量的汇入与整合,建立各方联动的协同机制,提升了综合效益。本文指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基于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民众参与等要素。本文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提供了参照,并对相关政策实践进行了探讨。     

NGO：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的新范式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众需求的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持续扩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但在现今社会，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地位和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公共需求不断扩大和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矛盾中，出现了以慈善和公益为目的的NGO，并在各种社会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分析

社会治理兼顾主体的多元性、互动性,强调过程的发展性、延续性,倡导利益的调和性。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长期由政府垄断提供,造成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这显然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公共文化需求。基于此,将从社会治理角度切入,分别从供给主体、决策机制、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建立公共企业制度

方栓喜在9月4日《深圳特区报》撰文说，公共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克服市场失灵，提供普遍福利。社会公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文化、公共就业、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释放出来。这些公共产品领域的需求，需要政府整合包括财政资金、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多方面的公共资源来满足。在国企建立公共企业制度，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框到公共企业这个笼子里，依法规范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和设立，依法规定其治理结构。私人企业提供私人产品，公共企业提供公共产品。     

对加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途径的探讨

公共服务是国家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具体指对社会提供的各项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从市场经济发展史看，政府职能演变的规律是，从以经济性公共服务为主，逐步扩展到以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即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对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科技补贴、环境保护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发展项目提供的公共服务。     

基于SWOT模型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研究——以秦皇岛市为例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问题。未来秦皇岛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发展应该在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内容、加强监管等方面推动适度普惠型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制度的创新。     

林农视角福建省林业生产类公共信息服务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福建省永安市、尤溪县、连城县、永泰县这4个重点林区林农生产类公共信息服务需求情况。在此基础上,以林农个体特征、诱导因素、生产类公共信息服务获取渠道、信息质量、林农付费意愿、林农对信息服务人员的认可等作为林农生产类公共信息服务需求的预期影响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别对林农生产类公共信息服务需求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林农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林农的健康状况、家庭林业年收入、林农付费意愿、对服务人员的认可和信息获取渠道数。因此,提出拓宽林农公共信息服务获取渠道;从数量和质量上提高林业公共信息服务水平;注重信息服务人员与林农需求之间的对接以及提高林农对信息的认知等建议。     

公共服务理念的重塑——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之举

长期以来,政府凭借着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始终在社会管理中承担着"统治者"的角色,对社会的管理受制于"统治"或"管制"理念。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由于缺乏公共服务理念,政府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实践证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由统治性行政向服务性行政转变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重塑公共服务理念与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面。若要将这种理念在政府的社会管理中重塑,则需要内力和外压两方面的作用。     

论我国海洋环境准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方式选择

海洋环境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可以分为海洋环境纯公共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共有资源三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全部承担海洋环境公共物品面临着巨大压力,出现了产出低效率、供不应求等问题,海洋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探求市场化的供给方式。根据海洋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政府在海洋环境纯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海洋环境准公共物品由市场供给,供给方式主要有BOT、PPP、TOT三种。     

林业可持续发展投资主体定位及财政困境研究

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因为林业具有公共性,提供的物品属于准公共物品。然而由于财政资金总量不足,仅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困难的,还需要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本文提出了林业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准公共物品的提供,以政府投资为主;分析了政府财政资金的困境及弥补资金不足的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责任担当:基于扩大内需视角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又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关键。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能够缓解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而且能够直接提高农村消费能力。总量不足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事业城乡差距明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应切实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合理界定纵向间政府职责、建立政府间责任分担机制,建立体现农民偏好的决策机制、提高供给效率,强化农村公共产品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家庭禀赋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丽水市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及其额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对贷款有需求;农户存在以中长期生产性借贷为主的潜在贷款需求特征;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均是影响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的因素;公益林大户相对于公益林小户贷款需求意向更为强烈;家中发生大事、政府贴息、贷款期限、林权抵押贷款经历均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和需求额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贷款用途限制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和需求额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政府机构应鼓励各地加大贴息力度,为农户提供融资增信,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农户应注重自身资源禀赋的积累和利用,政府及各地基层、相关金融机构应加大金融宣传力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参与的耦合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大考,不仅检验了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也考察了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能力。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愈发成熟壮大,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专业优势、协调优势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地位较低、能力较弱、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为了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政府需要与社会组织有效配合,充分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在防疫工作中的耦合机制建设,才能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更强大的动力支持。     

公共自行车服务何去何从?——基于四种供给模式的比较研究

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被认为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两大主体。近十几年来,中国公共自行车服务供给历经纯民营模式、政府包揽模式、政企合作模式和协同型模式,在无形中展现出“单中心双中心多中心”的发展脉络。文章从外部运营和内在制度两方面对北京、杭州、苏州等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以及新型的共享单车服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从政企非合作到合作,从政企双方合作到政-企-社三方合作的转变都具有时代必然性。文章认为中国公共自行车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强政府弱社会”的多中心供给与治理模式。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