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种地意愿及其目标价格形成机制研究——以SC省SZH村水稻种植为例

文章使用2008-2012年45户水稻种植小农家庭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粮价预期如何影响小农种粮行为.文章通过使用面板联立方程估计了农地经营和水稻种植等因素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使用二元选择模型考察了粮价管制场景下决定小农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目标价格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货币收入最大化(支出压力最小化)的小农理性假设下,收入增加越快的家庭越倾向于减少水稻种植面积;目标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有家庭工资性收入、种粮雇工工资和家庭支出水平等.因此未来政府应关注小农的种粮意愿变化,重视小农家庭农业生产行为的转变趋向;构建和完善与小农行为选择相契合的粮食目标价格形成机制,尽可能减小由于小农集中放弃土地经营而对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观察中国农贷效率

在考察农户行为的基础上,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研究了农户借贷行为及其效率,认为中国农户依然多是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的"生存小农",在其生活圈层之中亲情借贷有效率.国家与农户之间依靠行政科层沟通信息,国家推行农贷的意图通过行政科层会产生变异.扶持"生存小农"发展不可能完全由信贷资金完成.     

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

主要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伴随现代经济发展,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小农生产将被个体的产业工人所取代,其三代家庭也将会被核心家庭所取代.但中国经济史的实际却显示,即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的今天,小农家庭农场,以及其三代家庭,仍然顽强持续.当前的中国法律体系在实践层面上也同样展示一个庞大的家庭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非正规领域.同时,在非正规-家庭主义和正规-个人主义之间,还存有一个巨大的两者拉锯的中间领域.家庭单位的经济行为所展示的是与一般经济学的前提信念很不一样的逻辑.它对待劳动力的态度既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又不同于个体的工人.它的劳动力组成结构也迥然不同,对待投资、子女教育和婚姻也很不一样.中国的现代性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层面上与现代西方存在的种种差异,意味着亟需建立另一种社会科学;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化之不同于西方的主张提出社会经济依据.     

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的早期争论:捍卫与发展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围绕资本集中规律是否客观存在、是否适用于农业,小农历史命运以及怎样正确对待小农等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的焦点,以福尔马尔和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公开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恩格斯、考茨基和列宁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批判福尔马尔等在改造小农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时,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正确对待农民的原则、方针和政策;针对伯恩斯坦等"小农经济稳固论"者对马克思资本集中规律在农业中作用的否定,考茨基提出并论证了资本集中规律作用于农业的特殊形式;通过对自由主义民粹派以及修正主义分子"小农经济稳固论"的批判,列宁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了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情况来考察农民分化问题的科学方法,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划分农村阶级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两种演进类型的理论.这场争论不仅使"小农经济稳固论"彻底破产,也使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在争论中得到不断发展.     

试论马克思的改造小农理论

本文从马克思关于改造小农的对象、原因、目标等基本原理出发，认定衡量小农的标准主要看社会化、市场化程度，我国的农户与小农有本质不同。当时，改造小农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我们今天农业经营体制的选择更多地关注生产力发展和农民利益，马克思没有提出合作化组织的需要，我们今天农业经营体制的选择更多地应关注生产力发展和农民利益，马克思没有提出合作化组织的具体模式，但提出了组建原则，我国的农户经营为基础的体制正是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探索的结果。     

围绕“内卷化”的讨论——一次新的范式转型

对于同样的一种行为——妇女参加手工业劳动,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不被判断为内卷化的表现,而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则被判断为主要的内卷化表现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内卷化”概念的混乱。     

基于小农生产方式之上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自诞生之初就与小农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小农生产方式孕育出了传统农业文化,而传统农业文化也为小农生产方式的延续提供了思想土壤.根植于小农生产方式之上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至今还发挥着作用,文章通过对小农生产方式和基于其之上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简单阐述,以更深刻地理解二者的关系.     

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试图将东亚传统社会的特征理解为"小农社会",旨在不依赖封建制等西方概念,从东亚固有的特征去理解东亚传统社会,同时以新视角去理解儒学、朱子学和社会构造的关系。儒学、朱子学一直以来被视为东亚传统社会的共通点,但学界对于为何朱子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和日本也成为支配性思想这一问题却没有展开充分的探讨。本文试图结合东亚三国的统治阶层——士大夫、两班、武士的存在形态对该问题进行阐释。随着16—18世纪东亚地区集约型稻作技术的确立,作为生产主体的小农经营逐渐形成,小农经营的普遍化又导致了统治阶层与农业生产的分离。朱子学在朝鲜和日本获得统治理念的地位,与统治阶层的这一变化有紧密联系。小农社会不仅成为我们今天所谓"东亚传统"的核心部分,在19—20世纪的"近代化"过程中也维持了生命力。从这一意义出发长时段地考察东亚社会的历史,可知其最大的分水岭并不是"近代化"的前后,而是小农社会形成的前后。     

小农生产方式及相关概念辨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语境

小生产、小生产方式、小农、小农经济和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论述农业、农民问题的主题概念,正确把握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语境中的准确涵义,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理论的入口。文章拟对上述概念作一次初步的辨义,揭示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特定涵义。     

论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实质是一种"自给自足型小农经济",它与"营利型家庭农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所谓"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这是国内理论界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花木经济中的小农——重读“斯科特—波普金论题”

小农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故步自封的,然而,通过沭阳县潼阳镇后屯村的田野经验,可以看到处于产业边缘的小农是如何进行农业生产的变革以及探索的。经济人类学领域中,＂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经典论题对这样的经验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事实上,这二者其实并不相互排斥,而且,只有用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从当地人的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更好理解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运作逻辑。     

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

根据对权威性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笔者论证"资本主义农业"和"规模化农业"在农业整体中所占比例其实较小.以雇工数量来估计的话,不会超过务农人员总数的3.3％.改革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小规模"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其实要重要得多,如今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和总耕地的三分之一.另一主要变化是2004年之后在粮食种植方面的较快速机械化,主要是由小农户以其非农就业所得来购买的.2004年以来新的基层机耕(播收)服务业的较广泛兴起,如今已经达到粮食种植中的70％.认识到小农和小农户对小农业的现代化已经做出的贡献,才能看到其对促进未来进一步现代化的潜能.国家2018年以来已经给予小农和小农业前所未有的关注,应该对小农社区及其潜在的公益道德价值观也给予适当重视.小农户、小农业、小农村"三小农"其实是过去和未来进一步发展"现代小农经济"的关键资源和主体.     

市场经济中的小农农业和村庄: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

韦伯和马克思均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将被使用自由雇工的农业企业取代,传统乡村社会将瓦解和消亡.本文对华北地区耿店村近15年来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发现,其发展逻辑与上述经典判断有诸多背离.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耿店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农业从粮棉种植转型为温室大棚蔬菜生产.后者在市场上有更高的收益,并且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与此同时,小农家庭经营并没有被农业企业所取代,反而更加巩固,农户小资产所有者身份也得到加强.伴随着农业转型,村庄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庄治理从以行政性事务为主转变为以向农户提供经济性服务为主;农户联合成立了一系列合作性经济组织,以稳定销售、协调生产、扩展产业链、实现“纵向一体化”.这些变化使传统的村庄更富凝聚力,而且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小农经营的内在弱点,使其可以更好的应对市场经济环境.     

基于生计资本的小农经济脆弱性反思

为反思小农经济脆弱性，构建“资本—风险—制度”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从生计资本、生计风险和富民制度等三个维度对经济脆弱性的生成机制进行多重逻辑分析，指出小农生计风险的多元性和生计资本的匮乏性导致了小农生计的脆弱性，“输血性”制度以及生计资本的间接性、转化性导致了富民制度的悬浮性，经济脆弱性正是在小农生计脆弱性和富民制度悬浮性的内外双重因素作用下生成的。基于这一反思，从小农生计资本再造、生计风险规避和富民制度重构等三个维度提出解决小农经济脆弱性的规范进路。     

中国小农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现代转变

中国小农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形成了极强的路径依赖性,小农农地产权制度赋予了农民一定土地权益.但其不利于现代社会化生产,趋于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锁定状态.土地承包制实际是传统小农农地产权制度路径的回归,其在一定产权效率下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土地承包制的产权制度约束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而推进农地产权的资本化改革,促进农地市场化、规模化运作是农地产权现代转变的根本途径.所以要推进小农农地产权制度的现代转变还须进行产权界定保护、政府职能转变、市场机制构建、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体系健全等配套制度建设.     

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波动规律与演变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经营一直受到来自城市化与农业经营环境两个方面因素的外生冲击.按照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农户对两种外生冲击预期收益率的变化造成了家庭经营投资费用的波动.首先将改革以来家庭经营波动划分为6个周期,然后运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对家庭经营的波动周期、波动幅度与演变趋势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在新农村建设时期,随着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以及政府增加对"三农"的投资、发展现代农业等外生冲击力度加大,传统的小农家庭经营必然向家庭农场制转型.而在家庭经营转型过程中,政府不应干预农户的自主选择,而应通过加大两种冲击的影响力度,引导家庭农场制应运而生.     

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

改革30年来,在不断完善家庭承包制小农户经济的过程中,资本和部门化的资本下多,成为联结小农户和大市场的中介。这给日益紧迫的农民合作化带来了重大影响：专业合作社往往容易发展成“大农吃小农”的合作社,单纯靠规范合作社治理结构还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的任务是,立足30年来在不断市场化背景下家庭承包制的演变逻辑和农业政策的发展,揭示这一特有的合作社发展面貌背后的各方力量结构和相互作用原理,提出以加强国家介入、发展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为目标的农民合作化的新道路。论述中,也对当前把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户经济组织化的主导形式的思想和做法提出质疑。     

从经济资助到心理援助——困难生健康成长的现实探究

高校在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中,往往注重对学生的经济资助和物质帮扶,却较少给予他们人文关怀和心理援助.但现实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普通同学相比会承受来自周围环境更多的压力,更易产生心理问题,因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贫困、更有"心理贫困"的隐患.高校在做好经济资助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援助工作,努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式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体系.     

从小农经营到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变革

小农经济属于小生产方式的范畴,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以土地农民分散占有方式为基础的小农经营方式;从现代社会的视角看,它是一种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农业经营方式变革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有许多曲折和教训。今天,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对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历史演变进行科学的研究,揭示其发展规律与必然趋势,积极探索我国农业经营方式变革之路,进而在土地所有制与土地占有方式变革的基础上,实现从小农经营方式向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历史性飞跃。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功能失衡问题研究

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出去后,对农村家庭造成较大冲击,出现大量不完整的家庭结构,农村家庭功能随之出现了失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如果农村家庭功能失衡问题解决不好,影响的不仅仅是农村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会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农村家庭功能失衡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就是试图探讨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功能失衡问题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