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规定自身的研究对象时，为解释技术创新这个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预留了位置。本文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阐述，特别是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论述后，进而探讨了如何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来解释技术创新，以及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在相关问题上的贡献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的重大实践意义与当代价值

在探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及在此方法指导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的重大实践意义基础上,分析建立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过程中的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当代价值。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新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输入中国智慧。     

重新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通过《资本论》和《反杜林论》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对照,以及马克思主义其它经典著作的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传统教科书上写的“生产关系”。也不是误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的结论。     

资源配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

研究对象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是创新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阐明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但政治经济学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其研究对象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要求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将资源配置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体现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重要标志。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探

关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在我国经济学家存在重大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初步阅读国内的有关研究成果,能列举出处并加说明的含义就达十多种。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中介学说,广义生产关系学说中对生产方式不同理解的分析,进一步研究生产方式的含义,提出马克思生产方式的概念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

生产方式最大量出现的含义之一是生产关系,即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广义的生产关系,或者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总和"、"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而不是仅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与交换、分配关系并列的狭义的生产关系。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还是劳动过程、劳动方式,实际上都是以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无论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结合方式或劳动过程、劳动方式,都无法说明它是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同生产力、生产关系并列而且决定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否定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极易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二者的任务不同。前者主要是建设的经济学,后者主要是革命的经济学。这就决定了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是二者都要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全面、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不成熟,在生产关系研究上存在不少盲点和误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是以既有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为条件,并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提出,未来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不是研究技术层面的生产力,而是研究社会层面的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取得建设发展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也需要取得创新发展。因此,文章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研究意义、有关研究理论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其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在对其作出正确解读的同时,提出了该学科对象的研究发展方向。     

Lombard Enlightenment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ve steps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the joint influence of the Italian and Scottish Enlightenment. Pietro Verri is a leading figure of the Italian Enlightenment and he belongs to the Lombard branch of the Itali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sometimes named ‘School of Milan’)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chumpeter's treatment of the ‘School of Milan’ describes Pietro Verri as ‘the most important pre-Smithian authority on Cheapness-and-Plenty’. A careful canvass of the texts substantiates Schumpeter's suggestion. Verri stands out as a key figu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Physiocracy to the Smithian system.     

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为"由表象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并认为第二条道路即"由抽象到具体"是科学正确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必须用抽象力,以比较抽象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由抽象向具体逐渐过渡,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同时在演绎推理过程中不断以历史现实作为例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应借鉴马克思"第二条道路"的逻辑方法,同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发展实际,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新发展格局及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启示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密切关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正确把握和运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中国经济长远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对此,需要明确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确理解和把握"两个毫不动摇",切实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改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做好组织工作,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农村集体所有制,振兴农村经济。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得到启示,进而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     

中国学界关于自主创新问题的观点论争与启示

2006年初,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要把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抓,并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所有这一切均已表明,深入研究如何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将就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自主创新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全面归纳,并主要就四个重要研究领域进行梳理和对比;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笔者的基本认识,以期能够推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践.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不同,各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制度安排有所不同.美、德、日三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各具特色,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具有较大的影响.认真研究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特点、发育路径与发展趋势,吸收并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于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历史逻辑与思想史基础

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策指向。不论是国王与商业资本结盟、寻求边际突破的重商主义,还是借助于国家提供的安全、正义和秩序实现普遍分工和自由交易的古典经济学体系,抑或利用国家力量推进工业化的李斯特国家经济学说,以及立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旨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国家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性发展,必然同样会涉及国家主体性问题。     

A Monstrous Hybri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ing in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Sweden

In the leftist Western political imagination, Sweden continues, for many, to represent a vision of a ‘better’, more egalitarian political-economic model than the neoliberal capitalism that has come to dominate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in particular; and its housing system is widely regarded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is alternative, social-democratic model.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is envisioning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wedish housing is thoroughly outdated. Yet it insists, equally, that the competing envisioning of Swedish housing advanced by prominent scholars within Sweden – of a radically (neo)liberalised domestic housing system – is not accurate either. Rather, Swedish housing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constitutes a complex hybrid of legacy regulated elements on the one hand and neoliberalised elements on the other. Recognising this hybridity is essential, the paper submits, to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nd source of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facing the Swedish housing sector today. The system's hybridity, moreover, is ‘monstrous’ – following Jane Jacobs's coining of the term – in the sense that those issues reveal the pivotal role currently played by the Swedish housing system in the creation, reproduc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