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主要经济思想一览

司马迁(汉景帝中元5年至约汉武帝后元2年,约前145年-前87年),字子长,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史记》的作者,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在《史记·货殖列传序》、《史记·平准书》等篇中,司马迁提出了极具匠心的货殖思想,深入探讨了我国古代学者较少涉及的商品经济思想。司马迁的某些经济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本文从中抽取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建设中极具借鉴意义的四点,并略作评述。一、主张农虞工商并重战国以来的封建统治者大多实行重农抑商、阻止商业发展的政策。秦孝公时,商鞅实行“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     

《史记·平准书》大观及若干经济史实

司马迁所著《史记》“八书”之一的《平准书》,全面记载了汉初至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评述了汉代财政经济政策的得失和变动,是我国“正史”中最早的经济专门著作。下面,拟就这篇著作的主要内容和几个经济史实,谈点粗浅看法。《平准书》大观《平准书》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介绍它的提要,依据现代经济学科的划分,它应该属于哪一类著作。为了搞清这些问题,在深入研讨每一条材料、把握其全部内容之后,或许能作出正确回答。现依据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点校本,将全部内容撮录如下:     

略论农家源流及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立国”历史悠久的民族,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在古代世界居于先进行列;农业的发达,创造了古代中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专门从事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业政策研究的农家学派,也应运而生。这个学派留下来的著作,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试图通过对农家源流及其特点的探讨,进一步认识农家学派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 (一) 农家的出现是同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分不开的。“神农之世……耕而食”(《庄子·盗跖》),“神农……之时,以石为兵”(《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这些记载同现代考古学对昂昂溪、林西、赤峰及长城附近各地细石器文化研究的结论,基本上是吻合的。结论认为,我国农耕生活,即用种植代替采集作为重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初期或中期,其初步发展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据《诗经·大雅·生民》的记述,后稷时代已经能够用人力使谷物生得整齐,长得丰茂,禾穗又大又好,谷粒充     

宋代的私庄

我国地主田庄经济出现得很早,汉代已颇为发达.《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记武帝通过杨可告缗打击商贾地主,“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二则史料,告诉我们,汉代地主占有广大田地,使用奴婢或依附农从事生产活动,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住宅设备.《平准书》所谓“宅亦如之”者,盖谓住宅也加田地之多也,     

“地利不可竭”——略述《管子》的生态经济思想

《管子》是一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中国古代著名典籍。它十分重视开发和利用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因为它把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看作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公曰: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管子·小问》篇)“夫民之所主,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管子·禁藏》篇)“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管子·轻重甲》篇)显然,《管子》认为充分利用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并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就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实现富国富民。     

明代官营丝织业三题

有关明代官营丝织业 ,《明史》等史籍记载或有错讹 ,或过于简略 ,今人理解望文生义者有之 ,任意推测者有之 ,甚至以讹传讹 ,陈陈相因。今先就中央织染机构“内局”、“外局”、万历年间加派数量、崇祯年间停止苏杭织造等问题作些考辨 ,希望有助于接近历史实际。一、中央织染机构“内局”、“外局”考关于明代的中央织造机构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织造》载 :“两京织染 ,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 ,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 ,苏杭等亦各有织染局 ,岁织有定数。”这段话实际上是转录自万历《明会典》的。迄今为止 ,学界对于…     

经济研究的历史倾向——由经济史研究说起

谈之经济，似乎同历史毫无瓜葛，只与当下有关。而说起经济史，就经济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也存在“不知魏晋，无论秦汉”的“世外”之感——不知“食货”为何物，亦不明晰“货殖”之用途。反而对“ABC理论”，某某之模型的认识和解析，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广征近年数据，以从所引理论、模型之正当。     

了解车市动态 关注汽车热点 演绎汽车生活

“车·天下”档目主持人语:我们深知,“车·天下”的成长离不开车迷、车商和消费者的关心和支持。在“车·天下”闪亮登场之际,我们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欢迎广大读者、车迷朋友和车商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让“车·天下”真正成为您了解车市动态、关注汽车热点、演绎汽车生活的最佳平台。     

非经济的“食货”概念

<正>2020年11月,在云南大学举办的第十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上,我以《作为经济史方法的“食货”》为题作了一个发言,后来《开放时代》整理出来发表了。在那个发言中,我谈到,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的“食货”概念,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并不是可以在意义上相嵌合或相转换的范畴,无论是把“食货”看成是一个在同一经济理论体系下同市场相对应的财政范畴,还是把“食货”置于社会进化逻辑上看成是可以用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理论推演的前资本主义分析方法去认识的经济范畴,都是不恰当的。我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提出这种说法,由于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论说,引起了一些误解,因此,我想利用这个会议再进一步作一些说明,希望得到大家批评。     

《算学启蒙》中的香料经济新探

《算学启蒙》中有关香料方面的算题,涉及元代市舶司的“双抽”和“单抽”、纸钞与铜银钱并用,以及各种香料的价格等问题。诚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综合多种史籍来参互求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算学启蒙》起到了为其他史籍所无法取代的独特价值和作用。实际上,元代大德年间所发生的许多经济现象,都或多或少在《算学启蒙》一书中有所体现。随着学界对中国古代算书之史学价值的认识愈来愈明确,经济数学、数学社会学等新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我们不能仅仅囿于从纯数学的角度去解读《算学启蒙》,因为《算学启蒙》本身具有更重要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从旅游地理与审美心理的关系谈柳宗元的旅游思想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人的心理活动与地理环境有关。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智(即知)者为什么爱水?仁者为什么爱山?宋代朱熹的解释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孔子把山水的自然性联系到人的感受性,给我们提出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这个命题。距孔子一千多年后,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柳宗元不仅对这个构思加以发挥,阐明人的心理活动只要与自然环境相联系,便产生了“交相赞”的心理效应,而且进一步提出“观游”是“为政之具”(《零陵三亭记》)这个新思维来。     

“制度—知识互动增进”假说与经济增长路径选择—中国经济改革阶段性成功动因浅探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将国家、意识形态和产权理论作为其制度分析的三大基石。     

西汉屯田的几个问题

一、屯田的创始年代 屯田始于西汉,古今史家无异词。但屯田始于西汉何时,各家就诸说纷纭。唐杜佑《通典》卷二《食货·屯田》认为屯田起于“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五九《兵·屯田》则以为屯田起于汉文帝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七《食货·屯田》则以为“汉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说,武帝屯渠犁始有屯田之规,成于昭、宣,广于魏、晋,而极盛于唐”。     

日本史学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概况(1981年)

先秦·秦汉 关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西(田鸟)定生《中国古代的社会和经济》(东大出版会)。这是一本大学的教科书,也是一本以一般学者为对象的、带有概说性质的论著。该书以汉代为中心,通观殷周至南北朝的政治经济情况,并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中国古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经营方法。     

走进实物交换的时代

实物交换，本是人类最早的一种社会交换方式。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及相互交换的需要。但最初不仅交换行为异常简单，而且完全是一种“投挑报李”式的实物交换。据考在四五千年之前的神农、唐尧时代，中国就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方式。《易经·系辞下》讲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对其时代商品交换的一个记载。随着交换对象的不断扩大，交换活动越来越频繁，人类交换方式朝着越来越抽象化与非实体的方向发展。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货币是通过消灭了一切个…     

加快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一、第三产业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的直接结果。第三产业这一术语,最早见于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澳塔:哥大学教授阿·费希尔所著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他认为:“鸟瞰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     

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读后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有关历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专文专著逐渐增多,但迄今为止,尚未见研究古代仓制的专著。中华书局出版《唐代仓廪制度初探》一书,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我们有幸先睹新著,对此书在理论阐述、史实考察以及研究方法诸方面的特色颇有感触,是作读后,略抒浅尝之味。     

也论秦“士伍”的身份——与周厚强同志商榷

新近,周厚强同志的《秦士伍的身份及其阶级属性辩析》一文,对秦“土伍”的身份和阶级属性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士伍”仅仅是指“尝有爵而被夺去爵位的人”。笔者认为周文的立论和取证都是可以商榷的。 一 史书上有关“士伍”的记载,最早的见于《史记·秦本纪》:“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如淳注“士伍”说:“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史记·白起列传》对此事的记载类《本纪》,然未作注。较迟的见于《汉书·景帝纪》,“吏迁徙罢免,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土伍,免之。”李奇注云:“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颜师古则注说:“此说非也。谓夺其爵,令为士伍,又免其官职,即今律所谓除名也。谓之士伍者,言从卒之伍也。”又见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棘蒲与侯太子奇谋反”。     

对亚当·斯密价值理论几种述评的质疑

<正> 有关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述评是否都如实反映了斯密和马克思的原意?本文提出质疑。一、关于“年劳动”或“年价值产品”(v+m)与“年产品”或“年产品价值”(c+v+m)的混同。有人说,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序言的第一句话就“犯了严重错     

释有与布——西周农业工具探索

【有】《说文》有字,从手从肉,字有(言为)变,未得正解。《说文》有字条云:“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无非有字之本义。《(扌鹿木)古录·藉田鼎》即《令鼎》。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以《令鼎》属周成王时器。当时为西周藉田制形成之初期。有字从手持耒者,谓有此而后获得农业生产物,此为造字之本义,(说文》失之矣。有司之司同祀或同嗣,为祀典与婚礼之主持人,故有司即族长,为主持农业生产的族长。《说文》谓司为“臣司事于外者”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