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创新

文章在阐明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包括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在内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人民币升值、进出口贸易和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采用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GLS方法和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方法(GMM)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通过进出口渠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出口渠道对第二产业产出份额有负面作用,却对第三产业产出份额有正面作用;通过进口渠道对第二产业产出比重有负向影响,对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通过出口和进口贸易渠道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OFDI能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吗?——基于环境规制强度差异视角

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OFDI驱动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性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并且对成果转化效率促进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具有显著门槛效应,均呈现正向“倒U”型非线性特征。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     

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依据1985～2008年我国对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吸收能力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受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其中研发投入的不足造成的技术吸收的阻碍更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

文章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分类型进行了测算,以此为基础考察其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并结合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探讨了分工地位如何影响这一贡献。研究发现,OFDI显著扩大了国内制造业就业规模,并且这一贡献作用主要来自于垂直型OFDI。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总体OFDI对国内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垂直型OFDI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水平型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中等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只有水平型OFDI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考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时发现,总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会抑制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抑制了OFDI对国内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相比较,高技术行业分工地位的上升则提高了OFDI对国内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的数据集,在计算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基础上,从出口收益、进口成本和进口竞争三个渠道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出口收益渠道提高了本国产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口成本渠道降低了以本币表示的进口中间品成本价格,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通过进口竞争渠道,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给国内产品市场施加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行业集中度、要素密集度及所有制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正面效应——基于一个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的分析框架

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已有相当幅度的升值。人民币升值的正面效应,国内外许多学者各有所见。人民币升值,虽然给我国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作者一直持赞成态度。在杨小凯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基础上,文章构建出口商-进口商模型进行剖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增加我国居民的消费者剩余;有利于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利于优化我国的资源配置;有利于我国的技术创新;有利于缩小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人民币快速升值对我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人民币走上了被动升值的快车道。人民币的升值将会增加服务外包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利润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但同时也将有利于服务外包行业的调整重组,促进服务外包行业向高端突破。因此,企业应通过积极开拓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加大对高端业务拓展的投资、提升企业管理服务能力、重视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进行主动的外汇风险管理以缓解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压力。     

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市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3-2018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密集度的影响,并通过PSM-DID方法和证伪检验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货币互换政策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OFDI规模与密集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预期汇率风险是货币互换协议促进我国OFDI的重要影响机制,中介传导而非调节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利率市场的影响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推动国家间金融领域深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人民币国际化能否促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通过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国际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并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8年的数据,通过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实证检验人民币国际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一结果在替换关键变量、区分企业特征、缩小样本范围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人民币国际化通过融资约束效应、贸易促进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约束效应和贸易促进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行业竞争效应与企业技术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可持续性,并且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延长企业技术创新的持续时间。研究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物价对我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的扩大,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对我国物价和经济现状进行了简述,阐述了汇率变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渠道,最后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通过国内物价对经济稳定性所产生的影响。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文章构建了一个含有中国企业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结合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投资金额越大,促进效应越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理效率、生产型行业、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两者创新效应的差异凸显了在通过"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型OFDI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型OFDI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资金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公司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大型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

文化距离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入模式涉及最多的影响因素,直接关系到OFDI的绩效与成败。本文采用最具代表性的KSI指数测度文化距离,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上市公司年报3个渠道获取了2004年以来中国82家大型企业267次OFDI的相关数据。在微观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这些企业OFDI的多样化模式、所有权结构和嵌入型平行模式进行了分位数描述性统计、Logit和Mlogit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OFDI多样化和平行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并购进入模式;文化距离对OFDI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距离通过母公司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显著的间接传导作用,而通过东道国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不显著,且远远不及文化距离、母公司因素、产业因素对OFDI进入模式产生的直接影响。     

经济结构调整与人民币升值困境的出路

人们往往以为人民币升值能够促使我国经济结构升级。但本文认为,人民币升值更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分工塑造出以美国为首的创新需求中心和以中国为首的制造中心,在"末端开放"的格局下,汇率变动虽然不能影响国际经济发展的模式,但却能左右制造中心之间的竞争结果。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逐渐加大和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要想人民币升值而不影响经济增长,我国必须实现从制造中心向创新和需求中心的转变。这就要求,一方面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来提升经济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内需来增加社会福利和诱致技术创新,进而优化经济结构。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的初步评估

本文使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出口形势和国内价格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对产出、出口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升值幅度的提高,负面影响呈现递进趋势。同时,升值对平抑国内资产价格、降低恶性通货膨胀风险有明显效果,以平抑国内资产和产品价格为政策目标的升值幅度应为高于10%、接近20%的水平。如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存在技术进步,则不仅可以抵消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汇率变动对工资和就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由Frenkel两部门理论模型,采用IMF提供的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升值会显著减少贸易部门就业,即人民币升值使贸易部门就业人数显著减少,非贸易部门第二产业工人就业人数会增加,对第三产业工人就业影响不大,但就业工人实际工资水平都会有所提高。所以本文的结论是,人民币升值能提升中低阶层福利水平,支持人民币升值。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