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动态性与通货膨胀率预期的轨迹:基于状态空间区制转移模型的研究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波动与价格水平波动之间存在非常相近的共同变化趋势。本文以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为理论依据,采用具有区制转移的状态空间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我们首先估计出了预期通货膨胀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然后依据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和产出缺口的关系来描述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动态特征。本文发现中国“产出-价格”关系具有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性质,经济增长率体现出高波动区制和低波动区制,通货膨胀预期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适应性预期形态。     

中国通货膨胀率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

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相互影响,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政府运用货币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1990年1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月度数据,结合随机域回归模型、系列随机域的非线性检验方法、最大似然估计及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我国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引起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两者呈现非线性的U型关系,支持了Friedman假说;大的通货膨胀不确性引起通货膨胀率先升后降,呈现非线性倒U曲线关系,Cukierman-Meltzer假说在U型左侧范围内成立,于U型右侧Holland结论成立。     

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基于MS - 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三区制下的MSVAR模型,研究了货币量、市场利率、信贷余额和汇率对房地产价格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各经济时期的区制转移特征明显,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比收缩性货币政策更难发挥效果。经济扩张期下,利率政策能较好抑制房价;经济稳定期下货币供应量的稳定房价效果最好;而经济衰退期下前两种措施均失效,信贷渠道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通胀持久性的区间转换分析及其政策启示

抗通胀是当前一个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通过非线性小波变换阀值去噪和双区间Markov转移模型的分析表明,无论高通胀区还是低通胀区,我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均在0.9以上,通胀率偏离预期后受到随机冲击所需的回复时间较长,通货膨胀的治理成本较高。为有效降低我国通胀的高持久性,提高央行货币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政策施行的信用度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汇率传导机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文章主要讨论了在我国较高通货膨胀率和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环境下,汇率传导机制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文章通过设立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出结论:我国存在汇率传导的不完全性,人民币升值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我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不能完全由汇率变动来解释.     

基于BP网络对我国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及其分析

本文首先由我国的CPI计算出通货膨胀率,综合分析了我国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数据。其次,用带有动量项和自适应学习率的BP神经网络预测出2008～2009年我国CPI,从而推算出2008～2009年我国通货膨胀率分别是4.99%和4.91%左右。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     

通货膨胀现状及其对投资影响探究

目前,我国已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具有那些特点。在难以精确预测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对于不同期限的投资,采用不同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观点和方法,将会对投资做到"有的放矢",增加投资的收益和效益。     

我国金融压抑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基于MSVAR模型的分析

文章运用MSVAR模型对我国金融压抑程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高通胀区域和低通胀区域特征。在高通胀区域,价格高位持续时间较短,波动幅度大,金融压抑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在低通胀区域,价格低位持续时间较长,波动幅度小,金融压抑对通胀水平的效应是正向的。两者的非线性特征对货币政策实施和金融自由化策略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我国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对称效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应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对称效应,并根据区制时间的划分进一步研究了财政支出内部结构变化和税收内部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对称性影响。在区制一,财政支出的增加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而税收的增加有阻碍作用;在区制二,财政支出的增加对产业结构优化有阻碍作用,而税收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当经济系统处于区制一时,建议采取宽松型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体操作为提高政府投资性支出占比、降低科学技术支出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提高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比以及降低增值税占比;当经济系统处于区制二时,建议采取紧缩型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体操作为提高教育支出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提高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占比、降低营业税和消费税占比。     

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形成机理研究——基于价格传导机制的视角

中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力度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本文以价格粘性为核心构建菜单成本模型,从货币政策价格传导渠道分析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主要成因是非对称的价格传导渠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冲击时,遵循菜单成本和扭曲成本孰低原则决定调整价格还是产量。降价的菜单成本低于涨价成本以及扭曲成本随通货膨胀趋势呈非线性变化共同导致了非对称的价格粘性,由此产生的非对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形成机理。因此,货币政策效果随通货膨胀率而变,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程度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区间存在差异,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呈现出先减后增再减的驼峰形趋势。本文进一步通过构造状态空间模型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决定政策实施方向和力度,还应考虑经济所处的通货膨胀率区间。     

中日菲利普斯曲线机制与价格调整过程的非对称性检验

菲利普斯曲线主要描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反向相关关系,本文主要描述和检验中日两国非对称价格调整所导致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机制。如果价格调整在下降与上升阶段存在非对称性,菲利普斯曲线在不同区间具有不同的表示形式,本文估计和检验发现中日两国价格调整过程存在非线性和非对称性,而门限自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表明仅仅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非线性和非对称性,而日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样本范围内是线性的,这是判断中日两国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经验事实。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国债收益率曲线对通货膨胀预测能力分析

本文采用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我国通货膨胀率月度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否有助于预测通货膨胀率。实证结果表明:当资本市场属性占主导地位时,国债收益率曲线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较强;当货币市场属性占主导地位时,国债收益率曲线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下,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较强。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具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双重属性,并且其资本市场属性呈时强时弱的变化态势,导致该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属性也不稳定,进而出现预测能力随货币政策工具与市场属性匹配程度而改变的情况。     

驳“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

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的方针,以图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下争取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实际是凯恩斯主义以通货膨胀置换失业理论的政策化。50年代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货膨胀率上升即经济上升,可以使失业下降,通货膨胀和失业负相关,     

抑制通货膨胀的新举措

抑制通货膨胀的新举措●王文忠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和原因我国１９９５年的通货膨胀率以最保守的估计也在１５％左右，而３５个大中城市物价上涨幅度已达２０％以上，甚至于更高。１９９６年全国通货膨胀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按世界各国的一般标准...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调控法保护——基于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

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人口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顺畅,制度因素是其主要根源,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下,宏观调控法规制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制度保障。     

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依赖协同性分析——纳入美国经济影响的实证

本文运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区制依赖特征以及美国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不仅证实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依赖于经济周期区制状态的门限性质,而且显示:两地经济周期的正向协同性,隐含了美国作为两地之间经济冲击的传递渠道以及两地共同的外部冲击源的影响;当剥离出美国经济的影响之后,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较为微弱。在此背景下,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同,应科学甄别和合理利用美国经济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     

我国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动态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通过变参数模型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动态。结果表明,1992年之前通货膨胀率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为负,而1992年之后通货膨胀率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这一正向影响在2003年以来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文章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实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并认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通货膨胀是有效防止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途径。     

通货膨胀惯性、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冲击:基于刚性价格模型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运用三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给出了通货膨胀率和产出对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行为,得到了三个经验事实:技术冲击引起产出持续增长,通货膨胀率呈倒驼峰形态,惯性回复稳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正的货币增长率冲击)引起产出短期内温和增长,呈现驼峰形态,并缓慢回到初始状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起通货膨胀率呈现驼峰形态,惯性回复稳态。同时,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内引入价格刚性和垄断竞争,对模型结构参数校准后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模型能较好地模拟上述三大经验事实。     

“金砖四国”社会折现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折现率是国家公共项目决策中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个参数,但数据显示,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折现率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本的稀缺程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社会折现率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1997年～2006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金砖四国")社会折现率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是中国和印度社会折现率的主要支撑因素,同时我国较低的贷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高折现率数值,因此折现率低于印度;高通货膨胀率是俄罗斯社会折现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巴西尽管通货膨胀率和贷款利率处于较高的水平,但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其社会折现率在"金砖四国"中处于最低的位置。     

“九五”时期的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正> 一、“九五”时期的经济波动与通货膨胀(一)“九五”时期经济波动的基本趋势在“七五”和“八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波动形成了两个周期.1986年、1987年和1988年为连续三年的高速增长期,在这个高速增长期的最后一年即1988年出现了高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延续到1989年,引发了为期两年(1989年和1990年)的持续低迷期;这样,从1986年到1990年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周期.1991年我国经济进入了复苏阶段,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2%,其后三年即1992年、1993年和1994年我国经济又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了10%,在这个高速增长期的第三年即1993年引发了高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3.2%;1994年尽管通货膨胀率仍较1993年高出8.5个百分点,但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已经呈现出下降,只是比上一个周期的经济增长率下降显得更为温和而已;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