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波动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传统理论可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长期增长,但对其短期的剧烈波动却解释乏力。文献中普遍认为汇率波动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二者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没有取得一致结论。文章利用2009~2016年期间21个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与其23个投资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通过建立和估计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汇率波动对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和汇率之间存在阈值效应,在汇率波动幅度较小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可能是一个将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地区的机会,其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当汇率波动较大时,汇率波动被视为一种风险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与收入弹性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方法估算了中国的贸易收支方程、出口需求方程和进口需求方程,计量了中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与收入弹性、进出口需求的汇率弹性与收入弹性。同时还在中国贸易收支VA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汇率、国内实际收入以及外国实际收入冲击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检验结论认为,人民币汇率弹性较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收支变动的影响很小,这与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不相适应,汇率政策理应成为中国调节外部经济的重要工具,现阶段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改革。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理论及实证

开放经济下,汇率变动对一国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根据行业特点计算得出行业有效汇率,并以此构建行业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结合非对称性视角,从汇率水平变动、汇率波动幅度变动两个角度考察了汇率对不同行业投资的传递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贬值会刺激投资,反之则反是。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汇率水平变动较为敏感,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汇率波幅较为敏感,且均具有显著时滞性。汇率对投资的传递主要依靠收入渠道,成本、利润渠道则并不明显。此外,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人民币贬值更敏感,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则相反。     

汇率制度选择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应用

本文梳理了汇率制度选择文献的研究方法,确定了"国际经验中国应用"的分析思路,通过利用77个国家1998~2003年的数据,以LYS事实汇率分类法的数据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考虑不同的样本口径分三个阶段探讨了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经验规律,并将中国数据应用于国际经验模型,得出中国选择各种汇率制度的概率分布。我们发现,发达和非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汇率制度选择规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了非发达国家的选择规律;以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概率接近1;而以非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概率为0.67。数量分析解释了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关于中外争议颇大的人民币汇率弹性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外双方从逻辑上来说都没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套用的经验不同。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欧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GARCH模型量度了人民币对欧元实际汇率的波动性,并运用协整检验模型、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与欧元区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在长期内随汇率波动而增加,而进口却随汇率波动而减少;在短期内汇率波动推动中国进口,抑制中国出口。人民币升值在长期内给双边出口均造成伤害,但对中国出口伤害更大;在短期内人民币贬值将对中国进出口均有推动作用。本文分析还表明,在长期内,中国对欧元区出口收入效应远远大于欧元区对华出口收入效应;在短期内,中国实际收入变动对欧元区出口表现负向冲击,而欧元区实际收入变动对中国出口表现为正向冲击。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出口欧元区产生推动作用,对欧元区出口产生抑制作用,且前者大于后者。实际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性变化对欧元区对华出口变动的解释力高于中国实际收入水平变化的解释力,而对于中国对欧元区出口的变动,欧元区实际收入水平变动的解释力高于实际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性变化的解释力。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特点和外汇市场有效性——基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实证研究

对汇率波动性的研究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汇率的波动性逐渐增加。文章借鉴了国外常用的将时间序列和波动理论相结合建立混合模型的方法,建立ARMA-EGARCH模型和ARMA-EGARCH-M模型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外汇市场上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应更为敏感;第二,中国外汇市场的有效性不足。     

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模型研究

本文回顾了均衡汇率模型的各种计算方法和相关的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 ,建立了均衡汇率的理论模型并估计了相应的单方程模型。本文的特色在于 :( 1 )基于中国经济现实建立了理论模型 ,为选取模型中决定实际均衡汇率的基本面因素奠定了理论基础 ;( 2 )紧扣均衡汇率的中长期概念 ,模型中全部采用真实变量 ;( 3)利用季度数据估计方程 ,估计参数更加贴近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和均衡汇率的关系。分析显示 ,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均衡汇率面临升值趋势 ,1 994- 2 0 0 1年期间平均每年升值 2 .6%,推动均衡汇率升值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贸易品部门相对较快的生产率进步和国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分析

为探究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作出的贡献,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协整理论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检验了人民币对美元、日元、港币的汇率中间价与外商直接投资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定量分析,得到人民币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     

日本中央银行汇率干预目标研究

通过分析日本中央银行汇率政策的变化,可以了解其过去的汇率干预目标.均衡实际汇率才是确定汇率干预目标现实、合理的方法,利用均衡实际汇率的概念,结合投资、储蓄理论可以预测中央银行的干预目标.日本在过去几年股价回落,投资者投资意愿不足,导致日本中央银行汇率干预目标重心下移.近年来日本储蓄率基本持平,对日本中央银行汇率干预目标影响不大;如果日本经济继续处于低速状态,日本中央银行汇率干预目标将继续下移.     

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中国经济波动中的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解释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调与有效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的新框架，分析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投资的高速增长累积的大量资本存量，使得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及企业投资需求下降，最终将引起有效需求的不足。提出政府在调节经济的同时，应特别注意有效需求问题，同时调整收入分配，保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民币汇率与股价关系的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关系密切,本论文旨在运用计量的方法从各个角度探究中国股价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之间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得到,在中国股价与汇率(直接法)是负相关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的偏离将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恢复到均衡状态;同时,股价和汇率的因果关系也是单向的.文章最后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预测和预测效果的测定,对于各种结论,本文还给予了详尽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解释.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

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追一步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本文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状况，进一步论证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相对低下，是导致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对策。     

汇率变动对中国旅游出口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人数近几年在不断地增长,旅游服务贸易也是今后我国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以1999—2012年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汇率对中国旅游出口收入的影响,所取自变量为我国旅游人数较多的6个国家的人均GDP、对应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和该6国首都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建立了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只以汇率为自变量,第二个模型的自变量除了汇率外还增加了上面所提到的另外两个变量,根据两个模型最终结果的对比,人民币的升值会使得外国来华旅游人数的减少,根据结果给出了建议。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日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2000～2011)

本文使用GARCH模型度量了人民币对日元实际汇率的波动性,并基于VAR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日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内,中国对日进出口存在正向的收入效应和负向的汇率波动效应,出口价格效应为正,进口价格效应为负,且出口价格弹性大于进口价格弹性;中国实际收入是推动中日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短期内,人民币贬值不能改善中日贸易逆差状况,并且向长期均衡的调整速度较慢;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中日贸易的长短期影响均不显著。因此,中日贸易问题的根本不在人民币汇率,而在于中国经济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     

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财经资讯

炒汇、企业出口骗税虚增贸易顺差中国经济周刊2月12日消息以敢言著称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最近再“放炮”。他认为中国真实的贸易顺差并非表面所体现的那么大,炒汇、企业骗取退税是导致中国外贸顺差“失真”的重要原因。英国渣打银行分析师王志浩曾在搜集大量资料后提出,2005年中国1019亿美元顺差中真实部分约350亿美元,也就是说六成多都是假的。出口动力并不是在于销售商品的利润,而在于能够因出口获得财政补贴的退税收益。在此观点之下,由外贸顺差数据所引发的诸如贸易争端问题、对汇率操纵的指责,乃至美国国内的政策辩论,似乎都成为了坊间的笑谈。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汇率因素研究

近些年,汇率问题逐渐被认为是影响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在分析汇率作用机制理论的前提下,选取汇率水平、汇率波动指标,运用面板数据(平行数据)研究汇率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和汇率的波动均显著促进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此外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等指标,也是影响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基于本文的研究,认为外部投资环境不稳定时,人民币汇率相关政策的制定及调整在稳定市场预期的同时,也要与“走出去”等战略加以配套、协调。加快人民币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并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这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收入不平等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基于NARDL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将汇率区分为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两个不同的维度,同时考察两者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又进一步将汇率水平变量分解成正向变动的累积和与负向变动的累积和两个部分,并基于非对称性视角构建NARDL模型,考察汇率水平变动对收入不平等的非对称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短期升值有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贬值的影响不显著;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或贬值都会恶化收入不平等,相较而言贬值的影响程度极为有限。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的小幅波动能够改善收入不平等,但长期内汇率波动的幅度过大将会恶化收入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一定程度的灵活和弹性,允许汇率短期内的合理波动,将有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哈直接投资的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2005年到2015年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和汇率波动对中哈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长期内人民币升值能够促进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汇率波动剧烈不利于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会抑制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汇率波动剧烈有利于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金融市场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优化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