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资助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性以及研发活动成果的公共物品特征等成为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障碍。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应该适当加大对企业R&D投入的资助力度。     

政府直接R&D资助和企业R&D投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9-2017年期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种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政府直接R&D资助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均证实在样本考察期间政府直接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产生"杠杆效应",即这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不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地发现无论是在非沿海地区还是在沿海地区的样本中政府直接R&D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非沿海地区的样本中这种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市场竞争程度、居民消费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显著的激励企业R&D投入,政府消费对企业R&D投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基于2008—2012年上海1480家民营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2012年上海新兴产业中1480家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R&D资助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R&D资助对新兴产业企业R&D投入的促进作用大于挤出作用,且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企业资产规模、获利能力并不是影响新兴产业企业R&D投入的主要因素;企业R&D人员数量对R&D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国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

由于研发活动的成果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以及创新的高风险成为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障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研发活动的投资可能低于社会理想投资水平。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的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认为政府的科技拨款资助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自筹的R&D投入有积极效果,并且拨款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     

政府R&D资助强度、企业R&D能力与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政府科技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上市公司普遍接受了政府RD资助,同时其有效性问题也备受关注。从企业的角度,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政府RD资助强度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RD资助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先增加,而当资助强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作用效果就会降低,这种作用效果在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更明显。     

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国有企业R&D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金额快速增长,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更应该关注研发资助波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从政府资助波动视角对企业R&D投入进行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对2011-2018年我国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对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技术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R&D投入具有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显著调节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的负向效应,并最终达到正向效应。最后,提出各省市合理制定政府资助计划、加速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府科技资助对引导企业R&D投入的杠杆效应分析——基于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对R&D活动的投资将产生双重效应——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为研究近年来浙江财政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以及政府资助率为多高时杠杆效应最佳?运用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3年地区截面数据和2006-2008年地区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就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科技最佳资助率为9%～10%,政府R&D资助每增加1万元,最多可导致企业R&D投入增加1.72万元,分析还发现政府科技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     

政府对企业R&D资助的方式及利弊分析

政府投入对企业R&D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政府资助企业R&D活动的各种方式以及不同资助方式的利弊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

以2007—2009年中小企业板67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并对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都有促进作用。与政府资助相比,税收激励的作用更大。     

政府R&D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Meta分析的综述

政府R&D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基于Meta分析方法,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定性及定量综述。研究发现,在一般意义上,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互补效应为主,国内样本的研究倾向于得到更高的互补效应,但其在数据收集、定量研究方法等方面较国外研究存在很大的滞后性,这意味着我国加强基础数据库建设,改善研究方法具有现实必要性。     

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与中国创新效率

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互联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对如何有效发挥研发资助和互联网作用来提高创新效率开展了积极探索。利用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对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比对科研机构的效果更强,互联网发展对上述资助效果均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当互联网发展跨过一定门槛后,政府研发资助效果均扭转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政府对企业比对科研机构研发资助效果对应门槛值更低且效果更强。因此,建议加大政府研发资助尤其是对企业的资助力度,并注重对科研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研发资助;积极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各地区互联网发展差距;加快推进互联网与创新要素的融合渗透,有效营造政产学研互联互通环境,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效应。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企业规模与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我国1985—1997年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我国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地区间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基本发现是,在我国,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这说明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要以一定的企业治理结构为条件,单纯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     

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动态角度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中的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上海市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的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本文认为 ,政府的科技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这两个政策工具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自筹的R&D投入都具有积极效果 ,并且政府的拨款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 ;政府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互为补充 ,提高一个的强度也会增加另一个的效果 ,但这个效应以政府税收减免为主。不同来源的R&D支出和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源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是不同的 ,自筹的R&D支出对专利产出有着显著的正面作用。     

中国省域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的空间差异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以2006年~2010年中国31个省域的数据为基础,进而用SE-DEA模型对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进行测度,然后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企业研发投入、企业规模、产权结构、企业绩效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效率有效的省份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发展不够均衡;研发效率的提高逐渐依赖于研发资本投入;企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与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企业所有权结构与研发效率逐渐呈现负相关的趋势,即非国有企业更有助于研发效率的提高;企业绩效与研发效率呈现负相关趋势;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差距逐渐增大,研发溢出效应明显。     

技术溢出与企业竞争环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正确识别技术溢出对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有助于厘清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的影响路径,进而更有效率地在企业间配置生产要素等资源。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对企业技术溢出回归模型进行了拓展,并结合2000—2016年沪深两市AB股上市公司微观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第一,当技术水平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平均而言企业获得的行业内技术溢出会推动其面临的竞争趋于缓和;第二,行业间技术溢出则会显著增加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第三,竞争程度的滞后项会使当期竞争程度向反方向调整。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溢出对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通过生产要素的企业间流动进行传导,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不同行业内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研究结论对于区分技术溢出的异质性生产效应以及刻画企业竞争环境的动态演变规律,从而有效地引导企业在竞争环境下获取要素开展生产具有现实意义。     

政府资助下双寡头企业技术创新时机选择研究

运用实物期权方法,建立政府资助双寡头垄断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期权价值模型,并利用期权博弈对其进行分析,进行政府资助时机决策。结果表明:两对称企业在双寡头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政府对其进行技术创新项目资助时,资助时机应保持同步,即均采用事前资助或事后资助。     

政府科技资助对谁更有效?--基于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三维交互的研究

何种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科技资助提升创新水平？文章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运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2382家企业2006—2009年共计6718条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在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三维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应用倾向值匹配法纠正政府资助选择偏差的基础上,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企业规模能够影响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杠杆效应”的发挥程度,规模越大,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激励越强;(3)政府资助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作用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政府资助提升创新水平;(4)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还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相比之下,政府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