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分权改革与农村社会公共品供给——基于DID方法的经验证据

分权能否提高下级政府对辖区居民公共品需求的响应度,本文以基层分权改革较为典型的浙江扩权改革为对象,利用其56个县市面板数据和DID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扩权改革对农村社会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扩权改革显著提高了硬公共品供给水平,对软公共品供给产生负面影响。扩权改革后,县市政府对农村社会软硬公共品供给偏好差异不仅与扩权改革所处的体制环境有关,与扩权本身改革策略也有一定关系。     

公共服务缺失与公共政策公平性——《财政分权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评介

财政分权的优点在于其能够使公共服务更精确地符合居民的不同偏好.鉴于转移支付不完善等制度设计不完备,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内生的经济性激励被放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激励被弱化,所以单纯的分权并不能释放被抑制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财政分权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赵佳佳博士之专著,作者从中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和财政分权体制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总量和效果,通过引入财政分权将公共品供给与经济体制机制联系起来,为公共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与公共服务供给——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省级样本地区1993—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分别为倒U型和正U型;地方官员的晋升环境越好,并不必然带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分税制改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闼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于公众需求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和支出偏好。     

分权体制下的民主参与、政府响应程度和公共品供需偏差

文章考察了当前背景下政府对地方民众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响应能力,利用1998～2008年期间的公共支出样本值测算了中国地方公共支出偏差指数,并引入不同选区人大代表指标作为民主参与的工具变量,以此体现政府响应能力。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民主参与和公共品供需偏差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生关联;分权体制导致了政府公共品供给扭曲,而民主参与则部分抵消了公共品供需偏差。     

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

笔者以2003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平均值都在0.9以上,效率整体较高,但还有近10%的提升空间,从区域上看,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呈东高西低态势;居民收入增加、转移支付及预算外收入比重提高、经济开放度提升等将降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而人口密度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     

公共品多元供给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界定财政分权取决于横向(即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职能分工)和纵向(即中央-地方关系架构下的责权配置)两个维度相关变量的交互影响。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政府供给公共品结构偏差,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财政分权又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载体,优化财政分权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财政分权改革意义重大。因此,应按照横向维度为先、纵向维度为次的财政分权逻辑思路,拓展和深化财政分权的外延与内涵,从而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总体构想与政策选择。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我国地方公共品的需求表达与决策机制研究——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供给公共品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公共品可以通过集权和分权两种方式供给。纳税人往往运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表达自己对地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即需求表达。我国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偏低。在"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程序中,供给决策通常是由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直接做出的,然后逐层向地方政府传达,直至基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供给决策具有很强的指令性,纳税人很难参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决策程序,纳税人的真实需求无法在供给决策中得以体现,纳税人进行需求表达的权利"被代表"了。因此,在完善我国地方公共品需求表达与决策的政策选择上:一是构建和完善"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程序;二是拓广需求表达路径设置需求表达机构;三是完善我国户籍制度,以利于纳税人"用脚投票";四是改进转移支付制度,重视需求表达的信息基础。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评价

构建包括生产性、生活性和保障性三大类农村公共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2000—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2000—2013年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0—2013年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整体上呈增长态势,其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农田水利等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较高,而公共安全、文化娱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的供给水平较低;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与国家政策有关,反映了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的行为偏好。     

公共品偏好表露与税制设计研究

公共品的供给是政府职能所在 ,对人们偏好的了解是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前提。税收的功能之一就是为公共品融资 ,因此 ,税制设计与人们的偏好表露有直接关系。良好的税制设计能促进人们表露自己的真实偏好 ,从而避免公共品供给上的“免费搭车”。所以 ,对政府来讲 ,设计一套具有个人与群体刺激兼容的税制体系便是最佳选择。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分权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分区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财政分权在农民收入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同时期其他各项改革措施后,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财政分权的收入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跨区差异。在引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作为中间变量时,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削弱了财政分权对农民增收的积极效应。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and Expenditure Polic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lthough China’s asymmetric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many years,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giving direct evidence of its negative incentives on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 policies. By introducing the mechanism of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transfers to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transfers on spending polic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test.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 to increase social expenditure, and as a solution to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transfers fail to play a good role. Due to the relatively large income effect, the financing mechanism of fiscal transfer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social public goods, but also weakens the constraint effect of fiscal competition on expenditure polic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the relative cost. Although th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fiscal transf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centive to local government in regions where the net inflow of fiscal resources is more than zero, because of common pooling effect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fiscal transfer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vide social public goods are negative in all regions.     

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也开始了财政分权的改革历程,并期望以此来促进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财政分权的核心支撑因素就是地方应拥有可自主支配的地方税,且财产税和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有很高的吻合度。另外,研究还发现: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在地方主体税种的构建中,综合国外成功经验并本着地方税收原则,建议把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整合为新的财产税,并以此作为我国地方税收入的主要来源。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了公共教育供给——基于理论模型与地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提升了中央财权的同时,却使地方政府事权负担加重。这种支出的财政分权可能使地方政府减少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公共教育供给。文章首先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然后构建理论模型,基于1996-2007年全国地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财政分权确实减少了公共教育供给。文章进一步做了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对比。依据分析结果,文章对改进公共教育供给提出了财政体制方面的政策建议。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ead to more efficient governance, better public goods, and higher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tests Riker's [Riker, W. (1964) “Federalism: Origins, Operation, Significance,”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MA.] theory that the resul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epend on the level of countries'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We analyze cross-section and panel data from up to 75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for 25 years. Two of Riker's predictions about the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disciplining fiscally-autonomous local politicians are confirmed by the data. 1) Strength of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outcome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uch a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2) In contrast, administrative subordination (i.e., appointing local politicians rather than electing them) does not improve the resul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于AS-AD的视角

文章基于AS-AD的分析框架,利用Blanchrd-Quah的SVAR分解方式,研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由于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本效率部门间的差异,财政分权在带来需求冲击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向的供给冲击效应,二者共同的作用使得:(1)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价格与产出正向关联";(2)经济波动表现出"收-放"循环的特征,即分权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限制经济过热则导致产出与物价的下降;(3)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分权增加社会供给能力,而是源于分权增加了社会需求水平.根据1952-2007年的数据,文章检验了上述推论,并指出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94年～2004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公共品供给增加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预算外收入和宏观税负的提高都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财政分权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发展落后有关,城市化未能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