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本文再次澄清以下问题: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本文提出,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问题的钥匙.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学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学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亚洲大米“饥荒”

整个亚洲地区从小麦到猪肉，食品价格都出现了疯涨。大米作为亚洲人最基本的食品，同时也是其强有力的文化象征，引起的焦虑最多。     

“闹饥荒”不如改为“防饥荒”

一块钱一个的超大馒头，看起来还不错，没想到在营业当天就被工商部门紧急叫停。原来，卖馒头的老板给店铺起名“闹饥荒”，引起市民不满。（据5月30日《重庆晚报》）     

读《贫困与饥荒》 看“丰裕中的贫困”

丰裕中的贫困一直是世界关注的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中给出了识别、治理“丰裕中的贫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本文在对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对中国治理贫困的启示.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评述此期《经济学（季刊）》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两篇论文,并提出一个＂大跃进＂期间,国家集权、计划经济失误和干部政治行为相互作用,促发并加剧大饥荒的思路。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评述此期<经济学(季刊)>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两篇论文,并提出一个"大跃进"期间,国家集权、计划经济失误和干部政治行为相互作用,促发并加剧大饥荒的思路.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

本文对阿马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FoodAvailabilityDecline,FAD)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不具解释力度,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结论。在林毅夫和杨涛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     

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对中国1959—1961年饥荒发生时农村地区的死亡率差异进行分析,得出制度性因素是导致该差异的主要原因;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统购统销制度严重影响了随后发生的饥荒的地区性差异,其中缺粮区的衡定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所有缺粮区中,我们发现经济作物主产区的影响比传统缺粮区的影响要大得多。同时还对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和传统的食物供给量下降理论(FAD)的解释能力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在解释中国饥荒时更有效。     

“大跃进”运动的教训

认真回顾“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此间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对于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     

再论“增量分析”——从经济学的视角

作者在本杂志2008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药物经济学中的增量分析》的文章,对药物经济学评价中为什么需要增量分析和如何进行增量分析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再次讨论增量分析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思想及其合理性,希望能够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更为合理地应用增量分析的方法。     

“卫星”是如何上天的——乡村基层干部和“大跃进”

本文探讨基层乡村干部在“大跃进”粮食“放卫星”中扮演的角色。基层乡村干部身处层层加压的统治链条中,如同被一股强大的潮流所裹胁。由于自身的社会特征,他们在压力之下,成为推波助澜者。进一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掀起狂澜,是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来基层乡村社会的变化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活动空间。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已经与传统小农判若两人的农民：那些因为财产权利屡受侵犯、利益纽带不断松懈而越来越漠然的农民,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选择了随波逐流。     

基于供求关系视角的“民工荒”成因分析

我国东莞地区在2004年开春时首次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此次"民工荒"持续时间不长,影响范围也较小,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全国各地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民工荒"的影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至今,它已成为制约企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劳动力供求不均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能给相关企业带来若干借鉴。     

论“大跃进”发动的经济体制原因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在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发动的一场暴风骤雨似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原因源自多个方面，从“大跃进”发动前后中国的经济体制角度，就赶超战略、生产资料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以及当时的工农业发展体制等五个方面加以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