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看“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中国的百年翻译史

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梳理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中国译介的四个阶段,探讨了影响其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语境等文学外部因素。     

方方前期小说叙事视角及情感的转变

方方早期的小说积极入世,她对社会的理解很单纯,并化身为文本中人物积极入世的＂朋友＂来帮助他们成长,但是经过1986年的转变,方方对生活的认识更加复杂化,原本清晰简单的世界这个时候开始异化,像白茫茫的梦境一样难以分辨善恶。本文主要是从小说的叙事视角及情感这两方面来论述方方早期小说的转变。     

康拉德海洋小说中的乐观主义主题解读

康拉德小说的悲剧性以及悲剧韵味一直以来是国内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作者在深入研究康拉德海洋小说后认为：悲剧性并不是这些作品的唯一标签。本文以康拉德海洋作品中的代表作：《＂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影阴线》为例深入剖析乐观主义这一主题以及小说作者的乐观态度。     

由救赎到狂欢——从《一九八六》、《兄弟》看余华关于“文革”暴力叙事的转换

＂文革＂暴力是余华在小说中极力呈现和思考的主题,一些涉及暴力题材的小说显现了＂暴力美学＂。这种对暴力的极端渲染,其本质原因是作家和现实存在的紧张关系。余华不同时期的小说体现了处理这种紧张的方式,在早期的《一九八六》和近期的《兄弟》中,余华表达了对＂文革＂暴力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反映了余华关于＂文革＂暴力叙事的变化。     

“资源诅咒”论续评：来自区位的分析

＂资源诅咒＂论最早形成于199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使从国内省级层面来讲也是这样。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里分别从国内省级层面和国家国际层面上来对该理论做一些分析。研究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都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相反,区位问题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论《姐妹们》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姐妹们》是乔伊斯的处女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乔伊斯所有小说的开端。然而在国内外,该小说被长期忽视、误断因此被低估,被认为是以莫泊桑和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该小说从异化主题、顿悟模式和＂显示＂叙事等方面显示其现代性,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先声。     

以小说的方式言说文化：文化悬念小说价值阐释——兼评宋耀良《西夏谜城》

与传统悬念小说不同,新悬念小说包括知识悬疑小说和文化悬念小说,在满足读者的解谜欲之外,更多地着眼于人的求知欲,激发人的好奇心。这种类型小说中的文化悬念小说是国外知识悬疑小说中国化后引入的一个概念,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小说的方式言说文化。宋耀良的《西夏谜城》在文化悬念小说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作品以小说的形式来解谜一个消失的王朝———西夏,让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拥有过＂中世纪图书馆＂的黑城遗址和＂乍视字皆可识,熟识无一字可识＂的西夏文字等诸多西夏之谜在普通人的眼里绽放出生命的＂音容笑貌、歌舞哀哭＂。     

《两骑士》的后殖民主题解读

乔伊斯认为《两骑士》是《都柏林人》中最好的故事之一,它揭露了爱尔兰社会的堕落。但该小说还未被充分认识。运用葛兰西霸权理论和法农及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剖析该小说,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属下阶层三个层面,可以揭示英国殖民者是如何通过＂政治高压＂和＂主动赞同＂来维护权力统治的。研究表明,殖民者的价值观变成全民共识,这种文化诱使被统治的爱尔兰人认同殖民者,有助于维护殖民统治地位而不是反抗压迫。     

论《孽海花》的历史性和政治性

《孽海花》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品在＂历史小说＂、＂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甚至＂狭邪小说＂的层次上被接受。分析《孽海花》文本体现出历史性和政治性的高度融合和其广为流传的深层原因。     

80年代“现代派小说”价值重论

80年代的＂现代派小说＂充分展示了这个时代多元的一面。他们在王蒙等作家实验的基础上,在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有所突破。＂现代派小说＂不再遵循＂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多从主观视角出发组织叙事。从思想内容上来说,＂现代派小说＂则表现了更为新异的一面,他们不再扮演和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角色,突出了反叛与追寻自我价值的姿态。因此,＂现代派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在思想上的重新确认,这也与西方现代派有一脉相承之处。     

论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忏悔”主题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垮掉的一代＂的宣言性作品。小说主题是多元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忏悔主题,忏悔情绪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本文主要分析了小说中流露出的对生活态度、爱情婚姻、人生理想的忏悔,探求以《在路上》为代表的＂垮掉一代＂的忏悔缘由。     

对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思想的描述性研究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是中国当代翻译史久负盛名的＂黄金搭档＂翻译家。他们珠联璧合地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同时也将许多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根据收集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活动资料,对其翻译目的、标准和策略进行描述性梳理。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还是译介学?

在国内学术界,Translation Studies在翻译界是指"翻译学",在比较文学界则成了"译介学"。二者的学科边界因为交叉而变得模糊不清,误解与争端因此而起。分析目前的研究现状,理清各自的学科疆域,就成为翻译学和译介学各自学科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游记体小说的现代转型与文化想象

游记体小说常使用旅程化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游记体小说系统地用游记式的限制叙事和视角人物进行叙事,从而和传统游记体小说有了根本区别;而现代游记体小说里的行旅隐喻,体现了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在虚构性文本中的对象化,＂彼岸＂和＂归途＂是较常见的两种表现形式。     

教师教育“双导师制”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研究

为了真正实施素质教育,河南省决定创新教师培养体系,从2012年秋季开始试行＂双导师制＂。文章阐述了河南省＂双导师制＂的概念与理论支撑体系,推行＂双导师制＂的现实意义及实践路径。该研究对政府决策及如何实施此项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盈余管理程度的角度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考察,研究了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国际四大＂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显著高于＂国内四大＂和＂其他国内所＂,即＂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四大＂以及＂其他国内所＂。＂国内四大＂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并不强于国内其他所,即＂国内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高于＂其他国内所＂。另外,事务所在合并后,其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麦尔维尔在中国:译介与研究

中国学者主要翻译了麦尔维尔的《白鲸》和《毕利·伯德》,对其的研究集中于《白鲸》和他少数几篇短篇。麦氏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麦氏作品开始在中国的得到翻译和研究;二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麦氏作品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三是二十一世纪出现了较有影响的麦氏研究专家和研究成果。总体而言,对麦氏的译介与研究要进一步加强。     

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民间途径

＂经典化＂是金庸小说研究中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学院派的推进以及金庸自身的主观努力是当前两种最具效力的＂经典化＂途径,然而这两种途径显著的文化诉求使金庸小说显现出＂被经典化＂的人为痕迹。在这两种途径之外,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还存在第三种途径——民间途径,即通过民间代代相传的广泛阅读使金庸武侠文化沉淀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前两者显著的主观建构性质,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民间途径以＂自在自为＂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     

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中的人物命运

哈代对于性格与环境的理解、诠释,形成了哈代式的悲剧。他笔下的人物都饱受无情的环境和不可预知的灾难的折磨,人的力量和生命变得渺小、脆弱,无法凭个人的力量去对抗命运和周围的环境。以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中的代表作为切入点,以对＂性格与环境＂的独特理解,在哈代构造的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去体会作者的＂悲剧情结＂以及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     

两岸乡土小说中“乡愁”内涵的异同——以《青番公的故事》、《将军族》、《生死场》、《远村》为例

两岸乡土小说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镇,而作为乡土小说中重要概念之一的＂乡愁＂却一直缺乏明确的界定和论述,大部分情况下都被理解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感觉。但实际上＂乡愁＂的内涵并不仅仅是对故土的人与事有所眷念那样简单,其实质是一种意识的集合体,包含着除乡恋情结外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性高度和社会思考等多方面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