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对企业规模非线性影响效应的测度——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库及省级层面的制度数据测度制度环境对企业规模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地区制度环境对企业规模具有U型影响效应,当地区制度环境质量低于门槛值时,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对企业规模产生抑制作用;只有当地区制度环境质量大于门槛值时,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才会对企业规模产生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的水平远低于理论上的门槛值,从而对企业规模扩张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地区制度环境显著抑制了企业规模扩大。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我国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效应

文章以工业SO_2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为污染指标,采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修正的AC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FDI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2)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在我国得到验证,前者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后者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贸易开放总体增加了环境污染,但综合影响较小;(3)FDI对我国环境具有较小的积极影响。     

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公共支出结构对环境质量的综合效应分解为六个部分: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预算效应和收入管制效应。理论分析发现,如果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收入和管制效应占主导地位,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将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基于地市一级的经验数据,文章检验了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一个具体传导机制是:在技术、消费偏好和收入管制效应压力下,企业、政府和社会增加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污染治理力度的增强提高了环境质量。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的支出重点应该转向教育、科技等社会性服务领域,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目标。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长兰角地区环境污染的杀系研究

文章采用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FDI与四种污染排放数据，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对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对长三角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和管制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污染排放的总效应是负的，因此，必须灵活地、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外资政策，促进工业绿色发展。     

产业互动下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环境治理效应

产业布局不平衡是制约地区环境治理、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和政府的三部门经济,从产业互动视角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在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中的具体作用,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从本地效应来看,当集聚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值时,高技术产业集聚能显著提升环境质量,并释放中低技术产业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从邻地效应来看,高技术产业集聚能有效降低周边地区污染排放,但会由于"挤出效应"增加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对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进一步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和高劳动力成本能改善中低技术产业集聚的本地环境污染效应,但会通过促进中低技术产业转移增加周边地区污染排放,而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能有效抑制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分权的视角,本文以环境规制不可直接观测与地方环境决策的策略性博弈为出发点,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国内地方政府为保持本地的相对优势而采用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事实。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通过联合检验地方环境决策竞争效应与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作用方向来判别"逐底竞赛"(race-to-the-bottom)的存在。基于2003—2008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构成的面板数据,本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作用平均而言并不显著。分位点估计进一步显示:地方环境决策的竞争程度随分位点的上升而不断增强;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方向与FDI本身的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在FDI低水平的城市间,环境规制对外资并非只是简单的遏止作用;环境"逐底效应"在FDI水平最高的城市间明显弱化,而这一效应在FDI中高水平的城市间最为显著。     

FDI“碳光环”效应对我国节能减碳影响研究

本文建立含有FDI规模效应、FDI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及政策效应在内的方程组,对FDI与节能减碳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对节能减碳的正效应大于FDI规模效应对节能减碳的负效应,FDI对我国CO2排放量的弹性系数为-0.127,说明FDI对我国节能减碳存在正影响的"碳光环"效应。     

FDI、人均收入与环境效应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整体分析,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FDI、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进行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环境产生了负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正的技术效应,但FDI对区域间的环境污染程度则有不同表现——东部地区污染程度加重,中部和西部则相反。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整体上环境污染程度趋于好转。对此本文提出了要提高引资质量和引资标准,调整FDI投向,加强环境管制,转变政府引资思路的政策建议。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This paper extends the empirical debate on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by considering a recently available measure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This indicator is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the measures of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commonly us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in particular, can also capture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on human health. This allow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effects of a wide range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cosystem. From a panel data analysis, two regularities emerge. First, corruption deteriorates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is effect is robust and persistent. Second,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 income rises, even at an initial level of development. This is not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EKC hypothesis because an increase in income levels provides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n the whole environmental quality by compensating the mere negative effects induced by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emission levels. As a conseque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 policies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enhancing development are very likely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s.     

Endogenous Pollution Havens: Does FDI Influenc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e suggest a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ingency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We develop 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with imperfect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where local and foreign firms jointly lobby the local government for a favorable pollution tax. FDI is found to aff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the effect is conditional 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degree of corruptibility. If the degree of corruptibility is sufficiently high (low), FDI leads to less (mor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FDI thus contributes to (mitigates) the creation of a pollution haven. Our empirical result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3 countries support the predictions of the model.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间FDI竞争——基于寡占竞争模型的理论分析

文章建立了一个两国竞争模型,重点分析了进口关税与出口补贴等战略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两国都采取出口补贴的外资激励政策时,工资水平和进口关税对发展中国家间FDI竞争并没有直接影响;(2)对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来说,当两国的关税水平都较高时,出口补贴政策增加流向本国的FDI,而当两国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后,出口补贴政策反而不利于本国FDI竞争。文章的结论对当前我国战略引资和出口退税等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混合技术效应、结构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治理技术效应和综合效应,并运用37个工业行业2001-2009年三种主要废气排放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气减排的贡献,得到如下结论: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在减排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工业废气减排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相对2001年甚至还加剧了环境污染;结构生产技术效应和结构治理技术效应都对废气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环境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结构的不合理。     

国产化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文章聚焦2005年中国汽车工业国产化政策,并结合同时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利用2002-2007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和整车制造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车厂商对零部件厂商的纵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产化政策提升零部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但市场规模的扩张和短期内市场垄断程度的上升也使零部件企业产生了技术改进的惰性;(2)国产化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内资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从整车厂商的技术溢出中获益,外资企业则更多地从市场规模的扩大中获益,国有企业生产率受该政策影响不显著;(3)国产化政策与同一时期税收减免政策之间的关系存在两面性.国产化政策下,受税收减免的FDI向本土零部件企业发生了更多的技术转移,受税收减免的企业本身却缺乏效率改进的动力.上述结论带给新一轮中国工业改革的启示是:国产化政策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政策导向有利于为新产业主体建设打下基础;但是产业政策同样不应被过度使用,制定政策应该重视政策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有机组合,取长补短,使各产业政策形成合力进而保证企业效率的提升.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