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户籍制度曾经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巨大障碍,近年对其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大量永久移民的形成,这是得到公认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缺乏研究,而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在1998年中央政府明确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改革目标后,户籍制度改革是否起到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从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则需要用数据分析。本文对2003—2006年期间发生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在户改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以及向大中城市而不是省会等特大城市流动的效应方面进行定量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很少有证据显示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另外,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劳动力的钟摆式流动对区际发展差距的影响——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拓展,纳入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作为约束,研究我国劳动力钟摆式流动模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研究表明,当技术进步率达到能够释放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时,将发生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这种劳动力流动会加剧区际发展的差距;当技术进步率达到欠发达地区也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时,原先在发达地区务工的劳动力将反向流动,劳动力反向流动会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     

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理论与模拟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在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的基础上分析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农村和城市两类异质劳动力以及农村和城市两类区域用地的内生城市化模型,引入土地流转和人口迁移的限制,研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化和居民福利的影响。模型理论分析表明:(1)在严格的土地控制和户籍限制下,只有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会迁往城市;(2)无论是允许土地流转还是户籍制度松绑,将有更多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城市劳动力产出增加,农村劳动力福利大幅改善,城市劳动力的福利仅有少许下降,城市化率提高。反事实检验发现:允许1单位农村"宅基地"流转置换为0.5单位城市建设用地,则2000年和2011年城市化率比实际值分别提高1个和2.5个百分点;若劳动力摩擦程度整体下降0.3个单位,则2000年城市化率比真实值提高2个百分点,2011年提高3个百分点。本文的政策启示为: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松绑的联合改革能够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及促进城市化红利的共享。     

对城乡劳动力流动中举家外迁现象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行性能力的视角

由于制度、人力资本以及社会的诸多因素,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两个进程的步调并不一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战略,如何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尽快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永久性迁移"成为关注重点.近年来,在所谓"候鸟式"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中,举家迁移的数量增长明显.这一现象在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仍显滞后的背景下,是否意味着"农民工"在进城20多年后靠自己的力量真正扎下根了呢?文章从森的"可行性能力"角度出发,利用2006年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中关于浙江省的数据,对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用工保障环境改善等相关条件在其中的作用,以期对研究构建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有所裨益.     

户籍对价、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城市化的大力发展,劳动力迁移和土地流转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约束下,户籍制度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退出和进入壁垒。户籍制度之所以成为城市化的一个障碍,就在于附着于其上的福利价值,所以,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交换其福利价值。本文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中,通过户籍对价来解决迁移劳动力的土地退出和城市安置,不仅能够鼓励劳动力迁移,而且也有利于土地流转。这是一种可行的户籍改革措施和城市化的发展策略。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角度的实证研究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流动,为我国经济的增长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本文首先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出发,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进行了计量并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增长回归模型;模型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来GDP增长0.6823个百分点;最后通过放大迁移收益对该模型进行了简单讨论,指出如果政府仅仅将农民工月平均收入达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则每年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将相当可观.     

提高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率的对策探讨

改革二元户籍制度我国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严重抑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大了农民进城就业的成本和风险,影响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阻碍因素之一。因而必须尽快改革户籍制度,实施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动力、现实需求及影响

中国农村土地分散化小规模经营、农业转移人口与土地配置失衡、耕地流转尚处于起步阶段等现实问题依然是中国“三农”问题需要破解的难题。在中国农村土地利用朝着规模化、集约化及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下,笔者提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的现实需求。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经极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为此,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于充分释放制度红利、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极大提高农村生产力和农业效益具有显著作用。     

制度分割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宏观效应分析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过程显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以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为背景，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阶段性过程进行划分；并对由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所产生劳动力流动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的原因进行阐述，提出相关的制度变革建议，以期为实现平稳和持续的城市化、非农化创造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产业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入,产业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影响呈现新的特点,且不同区域产业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产生不同的影响。文章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对区域内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影响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要素市场渐趋完善,具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条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能力增强;西部地区随着开发步伐加快和区域经济发展,对本地农村劳动力需求增加,影响区域内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态势。这就需要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关注这种影响产生的联动效应,并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相关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基于199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差分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1）各地区合理调整三次产业中农村劳动力比例,有利于三次产业增长;（2）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地区三次产业的发展呈现差异性影响;（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水平对三次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各地区应结合实际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恰当处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关系;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调整三次产业中农村就业人员的比例,以配合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市民化过程中土地退出 问题与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本文认为市民化过程是一个综合性的、全局性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同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本文从农村集体成员定义角度提出了解决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思路。本文的观点是,把静态集体成员变为动态的集体成员,就能同时解决市民化过程中农村的衰落和农民工有偿退出承包地的双重困境。     

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价值、异化功能与改革取向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 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 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 但户口归属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 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与社会公共产品的分享体制有紧密的联系。户籍改革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应有相应的远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变迁历程及启示

现行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障碍.本文对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对不同阶段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效果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补偿标准,而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公权力的无约束、土地生产要素功能的被忽视和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今后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改革应主要从上述几方面进行.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由于长期受二元经济结构的束缚,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一直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因此,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就必须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大力度。     

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理论思考

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实施以确权颁证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产权改革,并且维持这一土地关系"长久不变",是破解"三农难题"在重点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变迁,而固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则是推行这一土地关系"长久不变"的逻辑前提。家庭承包制在财产权结构上对不同成员权的包容性,决定了以新增人口来持续调整土地这一绝对平均主义的伪公平性。固化成员权不仅是建立排他性农民家庭土地财产权的基础,而且还需要在固化成员权过程中充分表达农民主体意志,实行用手投票的公共选择,完善村级治理机制。     

关于集体经济的若干看法

“劳动力产权”的涵不应是“劳动力拥有资本产权”,而应是“摆脱了附属地位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拥有”。改革使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但这不是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内容,不能用“劳动力产权”论指导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劳动力资本”将不能兼存的两个事物扯在一起,可能根本破坏市场秩序。集体企业改革采用股份合作制形式,解决了传统集体企业产权虚置的问题,但也在企业的公有性质中加入了私有因素。这决定了改革后的集体企业可以参加市场竞争,但在内部又具有互助共济性质。集体经济难以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基本经济形态,但可发挥帮助和扶持社会弱势群体,执行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长处与优点。不应认为集体经济所占比重越高越好。     

农村改革之土地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是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金融、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村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市场化建设严重滞后,成为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继续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应切实转变观念,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明晰土地的产权关系,大力推进农村的市场化改革。     

户籍制度扭曲及放松对经济的影响:理论与实证

户籍制度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那么,当前我国的户籍扭曲程度几何?户籍制度放松对经济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政府评估户籍制度改革的空间和经济效益.文章在Hansen和Prescott(2002)的两部门劳动力流动模型基础上,将工人分为农业和非农户口,引入户籍扭曲因子,构建两部门两类工人的户籍扭曲模型;然后,使用1984?2013年宏观经济数据度量户籍扭曲程度,并对2013年我国户籍制度逐渐放松过程中经济变量的变化进行模拟;最后,文章建立了包含"农业与非农"和"本地与外地"户籍差异的省份异质性户籍扭曲模型.研究表明:(1)经济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同步导致了1984?2013年我国户籍扭曲程度呈现倒"U"形变化,且相较于韩国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2)以韩国为参照,若2013年我国户籍制度完全放开,经济达到均衡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就业人数将分别下降58.83%和上升26.92%,工资率将分别上升19.44%和下降6.77%,社会增加值将增长15.33%,这说明社会经济效率将得到提升,贫富差距将缩小.文章丰富和完善了户籍扭曲的理论模型,从减少劳动力流动摩擦的视角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林权流转的多维动因分析与激励路径选择

林权制度改革后,我国南方集体林的绝大部分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催生林地流转,小规模林地经营状况为林地流转创造条件。当前,林权流转呈加速趋势。林权流转的动因包括三个层次,劳动力城镇化转移、林业的比较效益低、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微观层次原因,林地规模经营、林区经济发展等中观层次原因,林业实现国际化、林区家庭承包制继续稳定发展、国家的政策法律等宏观层次原因。所以,可以选择以下路径激励林权流转的加速：稳定和强化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强调承包权能的独立存在;加强林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建设;建立市场中介组织,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系市场;推进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转变农户传统经营观念。